送真古董的不多

　　“自古就有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的说法。”郑贺在北京天雅古玩城开了一家古玩店，专营玉器。30多岁的他入行将近10年。

　　据郑贺介绍，这个古玩城里卖“老东西”(真古董)的并不多，有两成就不错，其余的基本都是赝品，而天雅古玩城在北京还算是比较正规的。

　　本刊记者在天雅看到，偌大一个古玩城，逛的人并不多。郑贺解释说，平时经常来他家淘宝的，基本上都是熟客。“来我家买东西送礼的不多，因为我这卖的都是真古董，价格不菲。”

　　著名收藏家郭庆祥，如今已是国内收藏界领军人物之一。 对于以古玩送礼，郭庆祥的看法是“自古如此”，不过是否送的都是真古董，“不好说”。

　　“中国的古董就这么多，哪这么容易就买到一件真品孝敬官员？”郭庆祥说，连他们这样常年搞收藏的人，在市场上都很难淘到真正的古董。

　　郑贺的观点跟郭庆祥类似。“我们收老东西的方式就那么几种，要么从市场上买，数量非常有限；要么从拍卖行买，但是拍卖行现在也没有什么真正顶尖的东西，所谓的鉴定也不可信；要么就从国外买回来。”

　　郑贺说，他经常托朋友从国外带一些古玩，“但能买到的都是平常物件，好的早进国外博物馆了。”

　　他曾经帮一个商人朋友带了一块羊脂玉的佛头挂件，标价上万。郑贺坦率地说，羊脂玉这东西，非专业玩家根本看不出它值多少钱，同一个地方出的，都叫羊脂玉，其实价值差距很大。

　　后来，他听说朋友把这个挂件送给了某领导，“其实，真的没有鉴定书上写的那么高价值。”

　　浮石也说，一般层级的“雅贿”，以假当真的居多。

　　比如求人办事，如果送礼人觉得这是个一次性的事情，那就极有可能找个假古董，再想办法弄个鉴定书，标上几万甚至是几十万，对方也不一定弄得清楚，事情还就办了。

　　“这些自以为收了重礼的人，常常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轻易也不好意思拿这些‘宝贝’去鉴定。等到行贿受贿事发，这些东西被查抄以后，一鉴定才知道都是假的。”浮石说。

　　那么是不是这种“假东西”就完全是糊弄人，没有经济价值呢？

　　郑贺曾经被一个朋友请去某领导家“鉴宝”，该领导的妻子摆了一屋子“古董”，让郑贺吃惊的是，没有一件是真品。

　　当他把这一“噩耗”告诉领导时，对方沉吟了一下，镇定地说：“没事，假的也有处理办法。”

　　“首先，假古董也可以叫艺术品，同样可能以不菲的价格在市场流通；再者，假古董还有另外的多种变现方式。”郑贺说。

　　古玩店的“潜规则”

　　据郑贺讲，他有个朋友，也是古玩店老板，就是凭着古玩店的“潜规则”，挣了2000多万元中间费。“通常买古玩送礼的，背后原因都挺复杂，绝不是一送一收那么简单。送礼的、古玩店、收礼的，各有好处。”

　　“他的一件古玩其实是赝品，只值几万元，被一个企业家买走，送给了某官员。在买的时候，这个企业家就跟他说好了，多少天后，如果有一个什么长相的人来，要卖出这件东西，就以真品的价格收了，差价由这个企业家出。”

　　郑贺说，其实这就是一种变相送钱的方式。

　　“这件假古董，被同一个企业家买了5次，送给不同的官员，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古玩店老板手里，而古玩店老板本人不费力气赚到了5次中间费，加起来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郑贺说，这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他身边的事，这样有“前途”的工作，也是现在不少古玩店的重要业务之一。

　　蹊跷的是，这些收受礼物的官员，为什么都会把这件假古玩卖回给同一家店呢？

　　郑贺点破了其中玄机---送礼人和收礼人早就知道是赝品，送礼人也会告诉收礼人，什么时候、到哪家店去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价格大概多少。“这个流程三方都清清楚楚。”

　　“作为礼品的古玩、字画，早已背离了其真实的价值，成为了一种‘介质’。”浮石这样评价。

　　他本人曾经做过多年艺术品拍卖，2003年被牵扯进湖南长沙一桩著名的艺术品受贿案，在看守所呆了306天。对于这种古玩游走于官商之间的潜规则，他深谙其中的门道。

　　“在商人和官员之间，‘雅贿’改变了直接送钱的方式，两个人之间不是那么赤裸裸的行贿受贿关系，而是有了艺术、收藏这些高雅的面纱。”

　　在各种“介质”中，古玩作为“面纱”的掩护作用特别突出，究其原因，正是源于古玩价值难以估量的特性。

　　不少收受贵重古玩的官员，之所以敢收价值500万元的古玩，而不敢收500万现金，原因就在于可以“以为是赝品”。

　　浮石分析说：“收受古玩或者名人字画，最重要的行贿证据就是实物，但是实物却没有明确的定价标准。”即使评估出来很值钱，受贿者也完全可以辩称自己并不知道它的价值。

　　而对于已经将文物倒手卖出的受贿官员来说，最后可能剩下的“蛛丝马迹”就是古玩店的票据或记录了。

　　“我们古玩界有个规矩，东西一经卖出，不退不换，不开发票，往来不留记录。”郑贺说。

　　拍卖行成了“掮客”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写道：清朝末年的时候，京城中“雅贿”之风极盛，当时北京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而官员们则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如今，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的另一个看起来更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

　　对郑贺这些古玩店老板来说，拍卖会也是他们重要的进货渠道之一。

　　郑贺的经验是，如果看到一个他们感觉明显不入流的物件，结果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是品相极好，或者拍卖的起拍点明显不符合实物价值，基本上他们就应该起身走人了。

　　“最后绝对会有人以明显高于实物的价格把那个所谓的古董拍回去，通常都是用手机打来电话就直接买下了，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是谁卖的，又是谁买的。”

　　看起来很神秘的拍卖过程，其实流程也并不复杂。浮石介绍说，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作真品拿上拍卖会。

　　“关键的一个步骤是，送礼人会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成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对拍卖行当然要给好处费，而收礼人就貌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拍卖款。”

　　浮石所说的这种以拍卖行为中介的方式，其实跟古玩本身已经没有了关系。当做道具的赝品可能只在拍卖的当天展示一下，就又被摆回了原来的店铺里。“所有这些复杂程序的设计，都是为了对抗第三方的监督，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洗钱。”

　　当然，进出拍卖行这样的“大手笔”，并不是官员手中“玩物”进出的常态。通过拍卖行和古玩店老板中介的方式，还是容易留下痕迹。另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浮石说：“一个人，如果找领导办事，直接送钱，领导多数是不肯收的。那么他可以送领导一个红木小摆件什么的，这东西本身不值钱，领导也敢要。然后他找另外一个关系人，去收礼人家里转一圈，偶然看见这个红木小摆件，表示特别喜欢，要求收礼人以一个昂贵的价格，比如10万元的价格出让，领导如果同意，这个小礼品就被置换成现金了。”

　　“古玩、艺术品不是一般消费品，没有办法像一部手机一样，可以清楚地计算出目前市价，而是完全取决于个人喜好。就算是一个红木小摆件，人家非愿意出10万元买，为啥不可以呢？”浮石认为，比起收取一个本身就价值昂贵的古董来，这种做法更顺理成章，更不容易被揭穿。

　　相对于送真古董的“大进大出”，或者找古玩店、拍卖行来“暗渡陈仓“，“以假乱真”的送礼方式，在层级低一些的官商“勾兑”中似乎采用得更多一些。

　　“古玩送礼，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浮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