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北京二外毕业的，就是第二外国语学院。十年前，我们还不太敢自谋职业，又因为没关系，进不了外交部，所以，一分配我去一家涉外酒店，我就赶快去报到，先混个饭碗重要。现在我那些师妹就比我勇敢多了，还上着学，就敢晚上到北京最豪华的花都、天上人间这些夜总会去当小姐，月收入都上万，要是再进一步，敢陪客人过夜，那周末穿着一身国产牛仔服出门，星期一披着意大利名牌风衣，开着辆本田小跑车回来一点都不是天方夜谭。我真没她们那么开放，直到三年级时，几乎所有的女同学都嘲笑我还是个处女的时候，才
跟一个一直想泡我的副教授睡了一觉，总算脱离了处女的行列。当时，那个副教授送了我一串金项链，我顺手就给扔厕所里了，我可不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个用一条金项链就出卖了自己第一次的阴影。
我认识他，也就是我的情人是在上班半年后的时候，我那时正在做大堂副理，每天在约有五百平米的大堂中迎来送往，正像一个作家所言，阅尽人间脸色。那天他走进了我的视野，也走进了我的心坎。其实经过很简单，可也很浪漫，他捧着一束玫瑰花，在等着肯定是一个女人的人，大堂里人不多，他穿着一身白色西服和白色皮鞋，扎一条红色的领带，因而很扎眼，我注意了一下时间，大约将近两个小时，他都没动地方，只是抽了几根香烟，可他手中的玫瑰花还是没有送出去。
因着对客人的礼貌和大堂副理的义务，我上前问他是不是找个地方坐一下，还开了个玩笑：“这么美丽的花要是送不出去，我就接收了吧？”没想到他注视了我几秒钟后，突然把花往我怀中一递，说：“好，那就送你，像你这么美丽的女孩子应该有人给你送美丽的花。”我连忙推辞，说是在和他开玩笑，可他很认真：“假如你给我机会，我会向你解释为什么，可现在无论如何请你收下它。”当我收下这束花后，才突然想起这一天是西方国家的情人节，而在十年前的中国，情人节还没有像现在似的成为青年男女的时尚，当然更还没有成为商家赚钱的好日子，终究西方文化的普及是有过程的。
假如他要没在几个月后约我去长城饭店喝咖啡，那他送我一束玫瑰花的事可能就会成为我生活中众多小插曲中的一个，很有意思，可也不值一提。当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还算深刻，一是他长得很高大英俊，二是他的声音富有磁性，而且在男性的成熟中又有着男孩子般的朝气，从外形上看，他应该是优秀男人。我认为，一般情况下，我对男人的观察是八九不离十的。
接到他的电话，我很惊讶，不是惊讶他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因为大堂副理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而是惊讶他居然还记得我。我似乎找不出理由拒绝他的盛情，其实他也没表现出殷勤，而是有点霸道地通知了我，似乎我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向我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对于这种不献殷勤的邀请我反倒觉得很富诱惑。
我在下班后赴了他的约会，当时正值春末，我穿着美国地道的牛仔短裙和法国紧身衫，蹬着一双阿迪达斯的白色运动鞋，在头发上扎了条红锻带，于晚上七点整到达长城饭店咖啡厅。他依然穿着一身白色西装，但我看出这不是原来那套，原来那套好像是意大利名牌，而这套则是法国名牌。从穿着来看，他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因为他身上的那两套西装哪套都要上万元。这是我在涉外酒店工作近一年时间获取的知识，而对客人行头和首饰价格的判断是一个酒店工作人员必备的常识。他一看见我，迎了上来，说了一句外国电影常出现的、虽然略显俗气但女孩子们都喜欢听的话：“你这身装束和我想象的一样，如同春天最后一簇鲜花飘到我面前。”我只能用玩笑来回答他：“谢谢你的奉承。”他笑了，说：“我从来不奉承人。”我也跟上一句：“我从来不向奉承人的人说谢谢。”
我们坐下来，要了咖啡和法国红葡萄酒，他一开始并没有向我解释几个月前为什么把玫瑰花转送我，而且谈起了中国什么地方最吸引人。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因为以我的经历，我到过的风景名胜地实在是太少了，也就是北京周围的香山、八达岭、八大处、北戴河、承德，还有暑假时和同学们一同游过泰山和黄山，当然，假如天安门、故宫、天坛、颐和园、圆明园对北京人也算名胜古迹的话，那还得加上这些地方。他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连新疆的阿尔泰、黑龙江的黑河、海南的临高、云南的元阳、青海的玉树、内蒙的满州里、广东的南雄这些犄角旮旯都去过，而且他对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很关注，给我讲起来栩栩如生，使我如临其境，他穿插其中的一些当地半荤半素的笑话更让我开怀大笑，这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发现，他是一个我生活中很少能遇到的那种既有很深的城府，又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中年男人，于是，我再注视他的时候，眼睛里有了一些潮湿的成分。对尚在思春的女孩子来说，眼睛的潮湿必定代表着心田的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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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伪装的幸福：中国女老板情爱实录》一书，九州出版社/出版，晓剑/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