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后，学者们注意到的现象是:“乡村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在失调、城市和乡镇的出生性别比虽有上升但相对较低。”但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给世人以更大的震惊:出生婴儿性别比已经全面失调——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和镇，都在迅速攀升。仍以第五次人口普查为基准，在2000年出生的婴儿当中，城市的性别比为113.02、城镇的性别比为117.13、乡村的性别比为119.30。回推到1990年左右，城市的性别比为110.64、城镇的性别比为113.61、乡村的性别比为111.18。在地理分布上，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

部扩散。

　　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张翼教授认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城市快速扩张吸纳周边农村地区的同时，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流动人口不仅加大了计生部门监控的难度，也把在乡村中普遍存在的男性偏好生育观带入了城市生活。其中的一些人在城市化自己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家庭迁入城里。这是造成城市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之一，另外，城市性别比失调的背后，还隐藏着权力、金钱对生育过程的侵蚀。

　　比如，海南省在第五次普查中发现，“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社会精英”对出生婴儿的性别选择，加剧了城市出生性别比的结构矛盾。

　　确定胎儿性别技术与只生一个共同推动了出生性别比例失调。刘鸿雁认为，刺激中国普遍出现男性偏好，除了姓氏传承等文化传统惯性，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江浙等省，私营企业的家族化特征，也对男性偏好形成生育刺激。越是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越是在人口控制政策执行得严格的省份，出生性别比上扬的状况就越明显。那些土地辽阔、人口政策比较放宽、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北内陆和西藏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才低于107的警戒线。

　　数年前，有人曾经设想，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偏高，主要由农村落后的生育文化所导致。要解决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可以通过乡村的城镇化来找出路。张翼就此指出，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的“文化滞后”论，虽然城镇化可以将人们的工作、生活和聚落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但根植于人们心底的思想方式和观念形态的变化，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城市人居高不下的婴幼儿性别比结构，已经证明了这种设想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