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将导致婚姻挤压现象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这种现象更令人担忧。”重庆工商大学王宗萍教授说，婚姻迁移的一般规律是女性的梯级迁移，比较形象的比喻是:山上的姑娘嫁到山脚，山脚的姑娘嫁到邻近的平原，平原上的姑娘嫁到城市郊区，郊区的姑娘嫁进城市。这种女性梯级迁移的结果是，“过剩”的男性将大量集中在山上、山脚等地区。王宗萍认为，如果这些“过剩”男性能比较均匀地分散在全国，他们尚不至于引发突出的社会问题。但当这些“过剩”男性高度集中在少数贫穷、落

后地区时，这些地区面临的各种问题将会严重得多。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婚龄差的拉大来解决未来婚龄年龄段人口的婚配问题。但张翼认为，在婴幼儿人口性别比持续上扬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性和累积性的失衡，很难想象“男性人口可以在比自己年龄小的女性人口中寻找配偶”这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因为“大哥哥”同期群与“小弟弟”同期群之间为争夺配偶而发生的人口冲突，会愈演愈烈。

　　其次是对家庭和社会的冲击。婚姻性别挤压对一夫一妻制家庭来说，是一股外来的冲击力，传统家庭的稳定受到威胁。容易滋生性犯罪，拐卖妇女现象，甚至可能出现一妻多夫、不婚、混居等多种可能性。

　　再就是就业性别挤压问题。婴儿出生性别比升高并带动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升高，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将产生某些影响。男性劳动就业将变得更为困难，未来一二十年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比较严重。

　　美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范畴代际公平，也称代际储存，即每一代要为后面的世代储存多少。他反对对时间的偏爱，即反对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或者只顾现在而不管未来，他强调代际之间的公平，不能以当代人的福利为绝对核心损害下一代人的公平份额。

　　显然，一代人在男女选择上非自然的偏好是对下一代公平份额不在场的强占，这会对下一代社会的良性稳定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造成很大的冲击，依附于“讨不到老婆”之上的是一系列麻烦的社会问题:婚配失当、人口拐卖、性行为错乱、暴力增加、婚姻不稳定等等。

　　随着时代的进步，代际间垂直的干预应该越来越少，可在下一代人无法自己掌握的命运方面，上一代人应该有代际公平的集体自觉。男女比例显然是下一代人无法自控的因素，他们一出生下来就必须面对和承受“高性别比”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无法改变的大背景——上代人人为的结果:传统意识下，中国的姓只有男的可以传下去。

　　代际公平是代际间利益分配的公共问题，离散的市民社会是很难形成这种代际公平的理念的，必须依靠政府。张翼认为，在这方面韩国的做法值得借鉴。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和中国一样，出生性别比达到114，但现在已经降下来了。张翼说，在韩国，实行的人口政策是family planning，即不强制少生，但在政策上会对多生者进行限制，少生的人会比多生的获得社会生活各方面更多的优惠。而在我国，实行的是birth control，生育政策是国家政府行为，妇女必须有生育指标才能生产。另外，韩国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先对医生进行培训，明确规定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从技术控制到思想矫正改变民间非自然的男女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