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动员都是很有个性的，在体育的政治色彩过分浓烈的时候，这种个性确实部分地被埋没了，但是在今天的社会环境、舆论环境和市场环境下，怎样尊重个性和怎样减少个性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已经是一个越来越严肃的问题了。

　　实际上，周继红已经认识到了个性问题的意义，所以她在组建迎接伦敦奥运会的新一届国家队的时候，才会格外强调“自我动员”和“自我教育”。

　　财富价值 为什么是“奖金门”

　　金牌价值——格外出色的比赛成绩，尤其是奥运会成绩；

　　偶像价值——俊朗、魅力的明星形象和当代流行文化在体育上的烙印；

　　个性价值——在越来越尊重个体价值的时代；

　　这一切都物化为财富，并且因为财富的价值，使得围绕中国跳水的问题更加复杂了。

　　在周继红当运动员的时候，财富还不是时尚，她的那块奥运会金牌只为她赢得了八千元奖金。

　　到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开始考虑给予在世界大赛上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以高额奖励。我曾经查到了一个材料：1986年亚运会后，当时的中国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专门指示要给运动员高奖金，大意是说——不要怕给运动员发钱，一个人发一万块钱又能怎么样？

　　“一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是财富的标志，国家拿出一万奖励运动员、教练员，还是一个需要在国家最高领导人推动下人们才敢想敢干的事情。

　　于是从1992年奥运会开始，国家开始给予获得金牌和奖牌的运动员以高额的“国家奖励”，直到2000年奥运会时，奥运会金牌选手得到的奖励，还主要以“国家奖励”的形式出现(虽然在这里面已经有了霍英东、曾宪梓的奖励，但是这种奖励还是以“国家奖励”的形式发放)。

　　再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地方奖励，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运动员开始在自己的家乡获得越来越多的奖励，有省里的、有市里的，还有县里的和乡镇里的，这笔奖励最初无足轻重或者大抵是以住房等实物兑现的，但是在2004年、尤其是2008年奥运会之后，这种来自地方的奖励已经如此之大，已经不是“喜上加喜”了，而是“更上一层楼”了。

　　这种来自地方的奖励每每是直接奖励运动员和教练员个体的，和国家级运动队的关系也仅仅在于国家队教练个体，并没有给予国家队的奖励、或者说，一般并不奖励国家队。

　　第二个变化则是更大的、更复杂的和更难以界定的，那就是来自市场的、通过社会赞助等商业的、准商业的形式产生的。

　　在北京奥运会这个周期，大家都看到：一方面，国家拨付大量专门经费用于体育，使得各个国家队的训练经费大幅度增长，其中一部分变成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收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用体育打造自己的品牌，使得我国的优秀运动队和其中的明星运动员获得了大量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