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的理想就是考研，当老师，我们家人觉得当老师挺好的。”这个挺好被1996年的几部影像轻易地击得粉碎，“1995年之前我似乎没看过什么好的电影，1996年，我看了《肖申克的救赎》、《巴黎最后的探戈》、《暴雨将至》、《阿甘正传》，我觉得太震撼了，世界上竟还有这种东西。”她就这样被打动了，一个看似是结尾其实是开头的叙事结构，一段监狱背景下的音乐，一场意味深长的哭泣，“一阵阵过电似的。”她这样形容着那种旁人体悟不到的指引，然后便一个猛子扎了进去，成了影像中感染别人的那一位。

　　“拍《红河》时，我知道父亲得病了，但那时候一直拍夜戏，拍通宵，我觉得很难过很委屈，因为我连哭一场的权利都没有。”当她用稳定的一声叙述出四声的情绪时，旁人也读懂了这份执着中的辛苦，对于一个13岁就离家上学，独自打拼的女孩，坚强是最平实而又真实的形容。“我是被迫要坚强的人，其实哪个女孩心里都想当小绵羊。”说这话时，她难得流露出一点和她瘦弱的小身子骨匹配的柔软，很快就缩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