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说出真相的那一天，康迪鼓起了她17年生命中所有的勇气。她向她的父母解释说：“对不起，我改变主意了。我不再想成为一个钢琴家。”

　　约翰·赖斯和他的夫人虽然非常失望，但他们还是表示接受康迪的决定。而她的心中就像堵了一块石头。

　　幸好，她还年轻，对世界充满了新鲜感。在她决定放弃钢琴的第二周，她就在大学里寻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参加了约瑟夫·科贝尔教授的讨论课。在课堂上，这位捷克外交家讲述了一段关于苏联和斯大林统治的历史。

　　后来康迪是这样描述她当时的印象的：“我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这堂课让我有一种想要知道更多关于苏联政治的冲动，就像一见钟情一样。” 康迪现在想成为一名苏联问题专家。“这个领域的工作待遇绝对比当一个弹钢琴的要好得多。”她开玩笑道。

　　其实，她找到了她生命中新的转折点，约瑟夫·科贝尔和他的国际关系课，就像一块磁石一样牢牢地吸住了她。这位身兼学业上的导师和“明智的父亲”双重身份的人，从此在赖斯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科贝尔出生于东波希米亚城市莱托哈德。他起初在巴黎求学，尔后在布拉格的卡尔大学学习法律。1933年毕业后，在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从事外交工作。1936年～1939年间，他在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捷克大使馆担任参赞，并学会了塞尔维亚语。

　　1939年希特勒出兵占领布拉格的时候，科贝尔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两岁大的女儿。他很担心自己会被逮捕，因为他有犹太血统。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庭，他对自己的出身守口如瓶。在盖世太保给他的表格上，他写上了“无信仰”。

　　有无数犹太人在那时候更改了他们的名字，并且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天主教洗礼。科贝尔的女儿玛丽亚娜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她的犹太人身份变成了天主教徒。她是1937年5月15日在布拉格作为科贝尔的三个孩子之一、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的公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她出生时的名字叫玛丽亚娜·科贝洛娃，昵称是玛德琳。一部1937年在布拉格很受欢迎的戏剧给了她父母一些灵感，这出戏剧叫做《来自砖瓦厂的玛德琳》。剧中主角的名字叫做玛德琳卡，是由科贝尔最喜爱的女演员琳达·巴洛娃所扮演的。

　　科贝尔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为他的家庭寻找逃跑的机会。幸亏有两家报社雇用他做驻外记者，并提供了官方证明，帮助他申请到去贝尔格莱德的护照，并在那里和家人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然后他逃到了伦敦。

　　他们在伦敦一直住到二次大战结束。科贝尔为流亡政府工作，并成为捷克外长简·马萨利克的私人秘书。后来他管理了一家电台。

　　当科贝尔一家在伦敦安全生活期间，他们的20多位亲戚都被希特勒的刽子手所逮捕。那些人没能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三位祖父母、两位姑妈、一位叔叔、一位表妹以及19位其他亲戚都死在了奥斯威辛和特勒辛斯塔特的集中营。

　　“二战”结束后，科贝尔回到了布拉格，继续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工作。他们一家搬到了位于总统府旁的一座豪华公寓中。1946年，科贝尔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巴黎和会，同时他还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驻南斯拉夫的大使。

　　他的女儿玛丽亚娜在那时刚刚九岁。因为科贝尔不想让她在共产主义国家的学校里上学，所以他请了一位私人教师给玛丽亚娜单独授课。后来玛丽又被他送到瑞士的一所寄宿学校里。

　　1948年共产党在布拉格掌权的时候，科贝尔正担任联合国特别委员会主席。由于新旧政权间的敌对情绪，他被缺席判处死刑，所以他不得不再次逃亡。他和家人来到美国申请政治避难，并于1949年在丹佛大学获得了一席教授职位。冷战期间，科贝尔作为研究苏联问题和共产主义体制的专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他还先后兼任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以其对国际形势的精辟分析而广受欢迎。

　　赖斯被科贝尔的才学所吸引。她十分尊敬科贝尔，而他也成为除了赖斯父亲之外在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科贝尔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政治分析能力，都给赖斯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不仅拥有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洞察力，还很能体谅那些在战争和灾难中失去家人的人。同时，他也对赖斯的思考能力、演讲才能和分析能力有很深的印象。赖斯的才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科贝尔倾其所能地指导赖斯，将她引向国际关系和苏联政治的领域。此时的赖斯对俄罗斯文化的一切，包括文学、艺术、音乐都十分感兴趣。已经掌握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的赖斯，开始迫不及待地学习俄语。

　　赖斯经常私下拜访科贝尔，也经常和他的女儿玛丽亚娜(此时已经结婚，改名玛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见面。她们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见面的时候绝不会讨论政治问题。这两个人，一位是已经36岁、长得矮矮壮壮的、永远都不会退缩的女斗士，对自己的政治理念坚定不移。她会说法语、捷克语、俄语、塞尔维亚语和波兰语，并且正想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她的世界观早在当年从纳粹手下逃亡，在伦敦防空洞里等待战争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她说：“我知道如果人们将他们的信任交给独裁者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他们会先吞并一小部分，然后再慢慢吃掉整个国家。但我在二次大战期间也看到过完全相反的事实。对我而言，我从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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