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位瘦瘦的女生,虽然才19岁,却已经充满自信,她成长在另外一个战场上,成长在为公民权利斗争的战场上。她年轻、骄傲,是不怕牺牲、斗志昂扬的黑人精英的代表。赖斯和奥尔布赖特都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她们也在事业上互相竞争。童年时代遭受的共同经历和现实生活的恐惧压迫感,将这两人紧紧联系起来。一个从大屠杀中侥幸生还,而另一
个忍受着歧视、诋毁和中伤,在白人种族主义的阴影中成长。她们都属于有些“自卑”的种族——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黑人。
在政治领域已有所成就的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给这位年轻朋友作了个好榜样。她带给赖斯一个当政治家的梦想:在1997年,这个曾从捷克逃亡出来的孩子,被美国总统克林顿任命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国务卿。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高中毕业后进入韦尔斯利学院学习政治学,在22岁时获得学士学位;与之相比,康多莉扎·赖斯大学毕业时年仅19岁。
后来,玛德琳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高等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俄罗斯研究所继续她的学业,并在1968年获得硕士学位,在1976年通过博士学位考试。那时她刚好39岁。而康多莉扎于26岁获得博士学位。
1955年,玛德琳和一家报社的继承人、记者约瑟夫·奥尔布赖特结婚。她有三个女儿:孪生姐妹安娜·科贝尔、艾丽斯·帕特森,以及卡塔琳娜·美蒂尔。奥尔布赖特夫妇于1983年离婚。
在经过一段生儿育女的经历之后,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她青云直上的政治生涯。从1975年到1978年间,她以选举助理和法律顾问的身份为民主党议员埃德蒙·穆斯基效力。她的博士生导师茨比纽·布热津斯基将她带入白宫。
在吉米·卡特执政时期,奥尔布赖特任职于国家安全事务部门,是归属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苏联及东欧事务顾问。同时她还是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的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教授,在那里主持一个名为“妇女在对外事务中的贡献”的研究课题。
她的第二任丈夫给予她极大的经济支持,她经常在位于乔治敦的独立别墅中与那些政界精英会面。她加入了民主党,并和希拉里·克林顿私交甚好。1992年11月3日,比尔·克林顿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后,将奥尔布赖特网罗到他的总统班底中,起初任命她为国家安全顾问,后来派遣她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她是坐上这个部长级外交职位的第一位非美国出生的女性。
精力充沛的奥尔布赖特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她在联合国的新使命中。她把联合国庞大的机构比喻成一头大象,直言不讳地说:“每个人都在盼望着这头大象能够减减肥。”也许这位快言快语的女大使说出了千百万美国人的心里话,但还是成为了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职员们暗地里取笑美国的话柄。
后来,奥尔布赖特将矛头指向了那位不讨美国人喜欢的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她责备加利缺乏改革这个世界性组织的能力,虽然在加利的领导下,联合国开始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机构和人事精简。
“这是我的问题”,她在与埃及人的交谈中表示,“美国的态度完全是明确的,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妥协。”在关于延长加利任职时间的表决中,大多数成员国代表投了赞成票,而奥尔布赖特代表美国行使了否决权。加利则对奥尔布赖特的外交能力表示质疑。在安全理事会的休息厅中,有不少外交官都看到了他们正面冲突的激烈场面。
不久,奥尔布赖特不断向全世界人民展现出她玩弄强权政治手腕的本领,并留下了“山姆大婶”的绰号。她以联合国安理会为舞台,与海地政府展开斗争;她用反复空袭表达对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反对,利用北约制裁塞尔维亚。海地军政府在美军插手干预前就把她比作一个“无所顾忌又出尔反尔”的人,而此时的她正在前往一个军营的复活节火鸡宴的路上,几小时后,这支部队即将投入到对海地的军事行动中。
针对古巴利用空军基地起飞两架承载政治流亡人士的私人飞机遭到美国拦截击落的事件,奥尔布赖特以其一贯尖刻的口吻声称:这一事件是一次“卑鄙而胆怯”的挑衅行为,跟“裤裆里的那玩意儿”一样见不得光。
在克林顿成功连任后,她接替宣布辞职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出任美国国务卿。然而,在她第一次以新身份正式出国访问之前,奥尔布赖特还不得不面对一次并不愉快的、关于过去的回忆。一名《华盛顿邮报》记者在调查前捷克斯洛伐克有关纳粹大屠杀的档案时,发现了科贝尔家族的资料,并将她的出身公诸于世:奥尔布赖特是一名犹太人后裔。
一直被父母严守着的秘密被揭发的消息触发了奥尔布赖特的“混血情结”。“就像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一样,喜悦和悲伤总是相伴相随的,但这段日子对我来说真的是一段酸甜交杂的经历。”
她一直保持着一种捷克式的虔诚。现在她第一次感觉到,她的那些亲戚在集中营里得到了永生,而她的父母其实从那时起就已经心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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