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陈述涵盖了我在北欧国家学者中进行的一个全面调查项目中所做的工作的一小部分，这个项目用于分析和比较1990年代的政治运动话语。(Gomard & Krogstad, eds. 2001)

　　我分析了11例与本党派政治家陪审员的政治电视辩论。主持人和打进电话的观众向她们提问。典型的陪审团由两位男性和一位女性政治家组成。11例个案中只有3例的陪审团的领导者是女性。我将呈现一个典型的陪审团的互动。

　　在实践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发现在大多数的辩论中，我的全面的结果可以巧妙地被总结为一套类似的电视辩论中的具体的“规则”。你会发现，是这些规则使性别不平等在微观的互动中永久延续下去。

　　1.政治首先是男人们的游戏。(演播室的设置使男性受惠。男性是大多数陪审团的领导和参与者。男性政治家从观众那里接收到更多的提问。男性观众比女性观众问更多的问题。)

　　2.女性不应当成为陪审陪的领导。(女性陪审团领导人比男性领导人更少地被主持人关注。下属的男性陪审团成员在超过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似乎在破坏女性领导者的权威性。)

　　3.女性不应当说太多话。(女性陪审团领导比男性领导更少地被主持人关注。两个下属的女性陪审团成员完全被主持人忽略。在超过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主持人都试图阻止下属的女性陪审团成员争取自己发言的尝试。)

　　我的结论是女性政治家被放在了一个双重受困的境地上。在一个平等导向的社会中，她们被正式邀请和欢迎参与政治。但是当她们试图通过在微观互动层次建立可见度、权威性和控制力，以把自己放在一个能委以重任的政治家的地位上时，她们被暴露于把她们限制在“做”更传统的女性气质的工作环境中，如果她们不很努力地避免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一种平等和文明的对话在政治中发生，关注微观层次的互动也是必要的。不止是在丹麦，而是在全球。为了在一个更乐观的信条下结束，比如，变化是可能的，我将以描述一场平等和文明的辩论来做为结束。

　　1、介绍

　　通常情况下，平等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女性和男性在社会宏观和中观层次的位置，如法律、劳动力市场、社会政策、机构和组织。而大多数增加平等的措施也是指向这些层次。我的目标是用对微观层次的互动动态进行分析对这些途径进行补充。

　　我的主张是微观层次上的互动，比如说电视辩论可能是有害于或有助于宏观和中观层次上的平等努力的。我将用丹麦的一个案例来说明我的观点，但是我相信这种方法适用于全球。

　　我的阐述的结构首先是简短的理论介绍。主要的部分将是描述两场政治辩论中的互动动态。我将以一个简短的关于视角的讨论结束。

　　2、理论介绍：做性别和做政治Doing gender and doing politics

　　我的性别视角是表述行为性(行动)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并不被视作是个人的本质，内在于我们的东西。相反的，性别被视作是我们“做”的东西。性别是协商，比如说在互动的人们之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产生和再产生。这并不是说，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分别地由每个个人偶然地涂写发明出来。而是说，我们的行为，不管是遵奉者或非遵奉者(英国教徒或非英国教徒)，是根据现存文化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符号去做和被评估的。作为女性或男性的责任是被固定的。

　　同样，研究政治家，我的兴趣在于表述行为性。她(他)们是如何去行动从而产生作为政治家的说服力的。

　　我的兴趣点不在于政治辩论它本身，而在于伴随着它在发生着什么。我的假设是，在政治议程被播映的辩论之下，有一个隐藏的判断者：通过在日常互动中“做政治”，政治家同样在协调她们作为政治家的能力。这种协调同时也是一种性别的协调。为了分析这些方面，我必须关注女性和男性政治家们的交流风格以及她们在辩论中遭遇的工作条件。

　　为了方便我对电视辩论中政治话语的分析，我选择将“做政治”的文化符号操作化为可见度、权威性和控制力的形式。在时间被商业化限制的电视辩论中获得可见度、权威性和控制力，或多或少地发生于损害同事的可见度、权威和控制的情况下。优势和竞争有一些特定的因素。

　　可见度、权威性和控制力作为“做政治”的文化符号与男性气质的文化符号相关联，我相信这种情况是全球性的。对于男性政治家而言，没有进退两难的文化的演讲。而同样的符号与女性气质的文化符号更少一致。这或多或少使女性政治家存在一些冲突。她们必须暗自协调冲突的符号，以使她们自己被理解成为文化可解释的女性和政治家。

　　现在，我将进入主要部分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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