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团体中的一个同事也可以为另一位政治家提供发言机会。在大部分的辩论中，当一个问题是指向团体的时候，领导者占据控制地位。领导者可以选择回答这个问题，或者可以通过一个眼神接触、手势、点头，邀请一位同事来回答。邀请或邀请同事来回答是一个有力的控制工具。在团体A中，领导者M1通过4次邀请M2发言，而与M2之间建立了微妙的联盟关系。他只邀请F发言一次(另一次邀请来自M2)。因此，这位领导者并不打算补偿她没有被主持人关注的损失。结果每位男性获得了20次邀请发言的机会而这位女性只得到三次邀请。

　　在团体B中，女性领导者邀请M1六次。同样，她也关注M2，邀请他发言三次。有趣的事实还在于两位下属都邀请了领导者发言，因此同样掌握控制权。

　　现在我将继续讨论未被邀请的发言：

　　有一些经常被邀请发言的政治家同样也通过未被邀请的发言来增强他们的发言时间分面。在团体A中，男性分别做了八次和四次这样的发言。另一方面，未被邀请的发言时间分布是对没有受到邀请发言的人的补偿。对团体A中的女性来说，我们能够看出她七分之四的发言是未被邀请的。她努力地要补偿未受到主持人和领导得关注的损失。事实上，她还尝试了另外三次，但是都被主持人中断了。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在同组的男性身上发生。

　　非常有趣的是将团体A中的女性和团体B中最年轻的男性成员M2的工作条件作对比。他的处境更加好，被邀请了6次，同时他的未被邀请的发言也得到了允许。

　　现在将讨论我为获得发言机会策略的命名。

　　3.3 竞争策略

　　*团体A中的F和团体B中的M2在此并不相关。

　　某些政治家使用一些的竞争策略以确保她(他)们将在别人之前得到发言机会，或者一旦得到发言机会就要把握它。这些竞争策略可以是比如说中断前一位发言者；交迭：在前一位发言者结束前几秒钟内开始发言；在另一位参与者开始发言前，把握发言机会。

　　在团体A中，我们发现两位男性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竞争，竞争策略分别是他们发言的43%和58%。在团体B中，竞争策略的成分比较低。

　　另一个有趣的特征是：

　　3.4 辅助性评论和发言机会的获得

　　当一位政治家为一个问题提供第一个答案，按回答次序，接下来的问题指向这位政治家。另一位参与者可能通过在未被提问的情况下插入，回答指定由同事来回答的问题。他或她在前一位同事发言之后可能提供辅助性的评论。在一个竞争的氛围中，这种行为是对别人权威的威胁。它等于是说：“我知道得比你知道的好。”这是辅助性评论和抓住发言机会的最大功能。在团体A,领导者M1针对M2使用了4次这种策略，针对F使用了一次，以破坏他们的权威。

　　一种合作的方式(比较少见)来使用辅助性评论在团体B中比较明显，在其中政治家们把它们作为一种互相支持的方式，比如说为同事提供需要的事实信息。在这类的干涉之后，同事还能继续他的或她的发言。

　　4、讨论：视角

　　对我们不利的消息是在11例辩论中，团体A比团体B更有典型性。在实践的基础上，我发现大部分的辩论，我的全面的结果可以巧妙地被总结为一套类似的电视辩论中的具体的“规则”。你会发现，是这些规则使性别不平等在微观的互动中永久延续下去。

　　1.政治首先是男人们的游戏。(演播室的设置使男性受惠。男性是大多数陪审团的领导和参与者。男性政治家从观众那里接收到更多的提问。男性观众比女性观众问更多的问题。)

　　2.女性不应当成为陪审陪的领导。(女性陪审团领导人比男性领导人更少地被主持人关注。下属的男性陪审团成员在超过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似乎在破坏女性领导者的权威。)

　　3.女性不应当说太多话。(女性陪审团领导比男性领导更少地被主持人关注。两个下属的女性陪审团成员完全被主持人忽略。在超过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主持人都试图阻止下属的女性陪审团成员争取自己阵地的尝试。)

　　撇开辩论术，我的总的结论是女性政治家被置于一个双重受困的境地。这种双重受困的境地发生于宏观和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之间的张力：在一个平等导向的社会中，基于性别的歧视被法律所禁止，女性被正式邀请和欢迎参与政治，但是当她们试图通过在微观互动层次建立可见度、权威性和控制力，以把自己放在一个能委以重任的政治家的地位上时，她们被暴露于把她们限制在“做”更传统的女性气质的工作环境中，而她们必须非常努力地去避免它。女性气质不可避免地在她们身上重现。

　　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一种平等和文明的对话发生在政治中，考虑微观层次的互动也是必要的。不止在丹麦是这样，全球都这样。好消息是，变化是可能的，就像对团体B的分析中表现的一样。但是变化自己是不能发生的，需要人们加以关注。后来，团体B的女性领导者告诉我，参与者提前对改变这种游戏的规则达成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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