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特征

　　因此，这样的对村庄政治的认识和把握的意义在于，发现村庄政治对村落社区日常生活的“入侵”、渗透和交融：村庄中的家族或利益集团在争夺村庄的权力与资源、在维护或改变村庄既定的权力格局的斗争中会将巩固已有的权力基础、争取中立群众和积蓄力量这样的工作与日常生活的交往(包括编织人情关系网络的礼尚往来)结合在一起，使本来毫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比如聊天，打牌，吃饭)被赋予明确的功利性的意义，染上浓重的目的—工具理性色彩并与村庄中各派力量之间的政治斗争连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就变成了考察村庄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当然，如前所述，由于村庄政治还存在着与国家政治融合与重叠的一面，所以，如孙立平所言，应该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看作是“他们与国家相遇和互动的舞台” ，这也是我们在考察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时必须注意的方面。

　　这样一个分析视角当然可以为我们考察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开辟新的领域。因为在以往的研究中，总是将男村民看作是村庄的公共参与的主角，农村妇女因为传统性别角色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总被认为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是缺乏自信的，不积极的，或者这种事情是与她们无关的(在国家政治所关注的领域，这一点尤其明显)，除了少数妇女干部是理所当然的参与的积极分子之外，其余的大多数妇女，即使就最有兴趣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那些人而言，充其量也只能是在家里与丈夫讨论或者出谋划策，抛头露面在外活动则通常是村落的“社区情理” 所不赞成的。但是如果从“村庄政治”这一视角去看，我们就会发现只要事关家庭的利益和家庭(家族)在社区中的地位，农村妇女其实是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有很高的积极性并愿意付诸实践的。而村落的社区情理也并没有禁止妇女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比如相互串门)，所以一旦村庄政治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妇女这样的行动完全可以被用来为她们在村庄政治中想要达到的目的服务。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的存在，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考察农村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的意义。

　　由此可知，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更多地是表现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参与，这可以说是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社区制度环境

　　根据以往的研究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一种新制度被引入农村社区的时候，是存在着一种对原有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的“路径依赖”的。即它不可能在抛开这样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的前提下被贯彻实行。在新制度被引入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自然发生作用。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对新制度的理解和运用也可能和政府的初衷完全不同。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部分农民和他们的代表者凭借自己在村落社区中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根据自己对各级政府的政策在农村中被执行的过程的理解及在此基础上所积累的经验、所获得的常识性(尤其是关于“变通”的知识)认知，将新制度的推行作为一种达到自己及自己所归属的集团某种目的的手段。这样，在“民主选举制度、公共参与”和原来的“乡村政治”之间就有了一种连接和融合，这样的制度也随之进入了原有的“乡村政治”的轨道，成为村落中各派政治势力角逐权力和资源的工具，从而使这样的选举只具有一种程序或形式的意义。因此，乡村政治，首先是村落社区的政治是有它自己的运作规则的。当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的“民主选举”这样的制度进入村落社区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它会改变这种运作规则，相反，倒是只有它自己融入这种运作规则设定的轨道才能发挥作用。而根据这样的规则，村民则势必会首先从改变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合法性的获得方式的意义上对此(选举)作出理解和解释(毫无疑问，这样的制度的引入也使他们看到了进入村落社区权力中心的机会的增加，从而激发起一部分因为各种原因愿意进入村落社区权力中心的体制外的政治精英参选的积极性)。显然，这样的理解和解释与政府推行村干部直接选举的初衷并不一致，但它却是在中国农村的许多村落中真实发生了的。当我们考察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时，这样的制度环境是必须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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