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参与的制度环境出发,关注村民(包括妇女)的切身感受、他们的想法和态度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必然会涉及到对1949年后农民生活历程的了解。农民对新制度和新政策的引入和推行的效果的判断其实是简单明了的:它能不能给自己带来某种好处以及它能带来多大的好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回顾和评价了党在1949年后在中国农村
实行的方针和政策,自然也发现并不是在所有时候自己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地方政府的利益保持着一致(正是对这种利益不一致有着清楚的认识,农民才会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意见,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样一种看法和农民的其他种种对农村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制度变迁的感受(这种感受可以凝固为一种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一样被保存在农村社区的记忆中,成为一种共享的知识和观念。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村庄选举只构成了农民生活中的一个事件,农民(包括妇女)对公共参与的态度和行动还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与国家、乡村基层政权关系的实际感受密切相关。这构成了社区记忆和农民经验的又一来源。
四、结语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一些结论。
1.应该指出,对农村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的交往行动的特征的判断构成了我们对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的讨论的一个前提。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农村妇女的这种行动其实是被行动者赋予了明确的主观意义并且这种主观意义是与妇女对村庄坐落于其中的社区制度环境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这种主观意义在绝大多数时候具有一种理性色彩,但是它不一定是韦伯所强调的与制度和规则相联系的或者是经过了投入产出的精密计算的那样的理性,更多时候,它可能只是与社区政治和文化环境相联系的,受到当地生产方式制约的那种“生存理性”,这种生存理性确实是根源于对保障自家生存安全的考虑,但是它也不完全是詹姆斯·斯科特所言的为维持物质生活所引发的尽量规避风险的那种生存理性, 农村妇女的这种生存理性还有着在村庄政治背景下特有的“多交友,少结仇,尽量不把事情做绝”的那种规避政治风险的安全保障的特点,它的目的在于避免给家庭招惹不必要的“人祸”。这是农村社区多少年积累下来的生存智慧的一种表现。
2.以往对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或公共参与的研究往往将关注点集中在本文所界定的“国家政治”的领域,并由此对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的情况给出一个解释。这样一种关注就容易忽略农村妇女在“村庄政治”领域的积极参与,也会对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仅仅从“国家政治”的角度给予解释,这就可能会对农村妇女的实际参与情况给出不切实际的判断。这里将“国家政治”和“村庄政治”加以区分,从而为考察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发现,只要村庄中存在公共资源并且村民可以期待从中分得一个份额,或者在一个相对封闭、流动性不足的村庄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其权力格局有可能加以改变,或者村民出于生存理性的考虑希望扩大自己(家)的势力,这都会成为妇女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一种动力,在村庄政治和国家政治出现某种重叠的情况下,表面上看,村民(农村妇女)似乎是在参与国家政治(比如村委会干部的直接选举),但是他(她)们赋予这样的参与的意义则完全可能只是村庄政治层面的。
3.而在“国家政治”与“村庄政治”得以区分的前提下,农村妇女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意义就会随之凸显。于是对她们日常生活的考察就增添了新的内容,“政治”也随之进入了日常生活的领域,国家和农民也可以在村民(包括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这一场合相遇。这显然可以为考察国家、乡村基层政权和农民的关系开辟新的领域。
在村庄的家族或利益群体有着明晰的边界的前提下,村民(农村妇女)的日常交往圈子既可经由他们的理性选择而得以形成,也可经由他们的理性选择而得以改变。所以,这样的日常交往圈子可以成为观察村民之间关系亲疏的另一个切入点。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发现村民(农村妇女)的日常交往的种种形式以及他们在国家政治范畴内的公共参与活动都可以被赋予村庄政治的内涵,从而可以在村庄政治的层面加以考察,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在选举中的投票给出合乎“社区情理”的一个相对更真切的解释。同样地,村民(农村妇女)之间的聊天也不再是一种日日重复的、可以不加注意的无显要意义的交往,这样的聊天会变成男女村民公共表达的一种形式,也有可能在其中酝酿着对村庄政治来说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而“日常生活的政治化”就在这样的被赋予了政治意义的村民全方位的日常交往行动中得以完整展现。
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杨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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