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动机

　　“超级女声”背后，有这样一组“天文数字”：全国报名人数达15万；超过2000万观众每周热切关注；收视率突破10%，稳居全国同时段所有节目第一名；报道媒体超百家；Google相关网页1160000……

　　然而，在这些数字背后，同样有大量的批判声音———恶俗、格调低、没有社会责任感……可以说，对超级女声的狂热与对超级女声的不屑，甚至谩骂，如影随行。从这个角度说，超级女声已经不仅仅是一次娱乐版全民狂欢，而是2005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一次文化事件、社会事件。因于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关注它，没有理由不解读它。

　　超女打破了社会常态

　　新京报：有人说

　　喻国明：因为它打破了社会的常态，只有打破常态的东西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赞成也好，反对也好，痴迷也好，声嘶力竭地大骂也好，都是因为超级女声跟现存的规则或者内涵有很大的反差。

　　李银河：对一件事有特别特别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正常的社会都会这样，倒是对什么都特一致，是不正常的。这种东西毕竟无伤大雅，前一阵子足球不也是讨论的很厉害吗？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纯粹在娱乐领域，讨论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我倒是觉得很多事情不能讨论，是有问题的。

　　朱大可：价值分裂无疑是当下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曾经居住在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思想都必须统一于惟一的真理性标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分层运动，价值分层、分化和分裂日益严重，加上表达意愿的途径被互联网全面打开，这样，我们就能在21世纪听见各种截然不同的民意。民意的多元化不是坏事，它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市民社会”(由自由市民主导的社会)的出现。频道的开关在你的手里，你爱看就看，不爱看就按遥控器走人，这就是“观看的民主”，其间折射着民众的意志。

　　超女抓住了民意

　　新京报：据统计，超级女声收视份额创下国内第一，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由地方媒体占据首位。超级女声为什么能在全国弄出这么大动静？一个地方媒体凭借什么战胜了中央媒体？

　　喻国明：两个突出点：一个是它打破了原有选秀的规则和程序，过去选秀一定要问你的出身、你的经历、你的专业资格认证，而这一次，海选的整个过程不问出身，不问来由，只要愿意，谁都有机会参与。

　　还有就是对现有审美规则的打破：过去是欣赏式的审美、庙堂式的文化，现在是参与式的；过去是以单一的艺术标准来判断演员好不好，而现在关键不再是选出的这个人才艺到底有多高，或者说是不是绝对的高，而是这个人表现出来的综合的吸引大家的能力———多大程度上能引起争议，引起关注，成为了她能留下来的理由。

　　新京报：第二个呢？

　　喻国明：第二就是它特别善于用商业化的方式造势，来把它做成一项社会运动，把节目做成节目外的一场社会风尚、社会风潮。这跟媒介的市场化操作有关。

　　比如赛程设置循环反复的漫长过程，把赛程弄长了以后，就有了累积效应，而累积效应是媒体商业化过程中非常需要的东西，因为他可以累积关注，累积人们的忠诚度，累积粉丝。就像看连续剧一样。

　　再比如短信，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收入手段，但实际上并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更重要的效应是，凡是投票的人都会以很高的忠实度去追随它，短信互动实际上是栏目跟观众关系的培养，有了培养，观众就会有保障，收视率就有保障，商业价值就有保障。

　　还有评委的评语，它完全可以做得更温和一点，更规范化一点，但为什么让评委的评语要有个性呢？就是为了制造话语，制造争论空间，而这样一种制造本身就能引起更多的关注。对于造势的人来说，不管你赞成不赞成，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只要引起波澜，引起争议，而且总的效果来说还不至于完全否定，它的目的就达到了。

　　李银河：补充一点，超级女声比较真实。国外还有媒体直播两个鸽子卿卿我我，收视率非常非常高，因为它的真实性嘛，大家就会比较喜欢。而经过加工的、剪辑的，吸引力就没那么大。

　　新京报：超级女声收视率的成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朱大可：超级女声让我们看见了，媒体一旦抓住了民意，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我觉得，民意是21世纪中国的第一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