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超女要宽容

　　新京报：类似

　　他们的出现是不是孤立个案？是否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朱大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它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一方面，它是中国民众某种社会参与激情的转移性投射，而另一方面，它也是资讯体制影响的结果。从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的《太阳报》，到台湾的电视节目“全民乱讲”，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全球性的媒体娱乐化浪潮的出现。湖南卫视是中国第一个进行市场转制的电视媒体，这个身份注定了它所扮演的喜剧性角色。媒体的过度娱乐化，通常是知识分子所忧虑的，但超女节目中隐含的社会参与激情，却令我和许多人感到了喜悦。

　　新京报：有人提出，鉴于超级女声低俗的格调，应该尽快封杀掉。你认为，对待一种争议比较大的非常态文化现象，应该持什么态度？

　　李银河：怎么能去扼杀它呢？而且好像也扼杀不掉吧。不能人家好了，你就嫉妒，想给人家封杀掉，这样也太低俗了吧，我觉得会不得人心的。

　　喻国明：对待新生事物需要观察。当然，可以有必要的文艺批评，这没有问题，但要在正常的状态之下，不要使用文化以外的力量去做这种事情。

　　超级女声有一些具体的因果链条中不太令人满意的现象出现，但这种东西是可以通过某种制度设计，某种情绪安排，该改进的改进。就像我们每天在大街上跑，在目前北京的交通流量下，每天都有两个人轧死，不能说，不能再死人了，所以我们就不让汽车上街了。那等于取消社会发展，取消现代文明呀。

　　朱大可：我觉得应该持一种费厄泼赖精神，也就是文化宽容，应该是观众的道德底线。基于常年的社会冲突，中国民众并不缺乏批判精神和战斗激情，但需要宽容精神来加以制衡，正如仇恨需要仁爱加以调和一样。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宽容不但应是我们对待超女的基本立场，而且也将成为疗治社会病态的美妙解药。

　　不能给大众文化扣帽子

　　新京报：总的来看，你觉得超级女声成功吗？

　　喻国明：我觉得是成功的，它被这么多人关注本身就是成功的一个标志，而且迄今为止，它对中国的文化发展本身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多人说的堕落化的，超级女声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前景，非常有生命力的文化的萌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事物。

　　新京报：放在时代背景下看，能不能给超级女声一个概括性的评价？

　　喻国明：超级女声至少是近年来社会文化领域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标志性现象，它标志着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的打破———精英文化是惟一的，而大众文化是兼容并存的，所以这是游戏规则的深刻改变，我们要适应这样一个改变。

　　在大众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用兼容的、宽容的态度去对待一些文化现象。当然主张积极的文化批评，但绝不是用行政权力，或者扣帽子的方式来对待大众文化。就像我们要尊重批评者的意见一样，批评者也要尊重我们的审美，我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