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超级女声”、甚嚣尘上的“芙蓉姐姐”、四处作秀的木子美……狂欢，似乎日渐成为某种文化力量的表达方式。

　　声势的喧哗里，能绽放多久的生命力？形式的盛大里，能承载多少的精神深度？

　　直面文化生态里的种种狂欢现象，我们应该作何思考？

　　以个体文化能力，造就“海岩现象”、“海岩品牌”、“海岩制造”等社会文化景观的著名作家海岩，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这样笑谐着道出开场白：“我是以‘超女’的无畏，来谈谈文化生态的。”

　　关注文化生态，我们需要的是冷静的态度和理性的思考。

　　是少年维特，还是普罗米修斯？文化的多元化，让标准混乱到没有标准

　　记者：“海岩现象”、“海岩制造”、“海岩品牌”，个体造就了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化景观，您是如何获得这种文化自觉与能力的？

　　海岩：其实我不把自己定位为文化人。我是身在文化的边缘，一脚在文化里，一脚在文化外。

　　记者：边缘的自我定位，也许恰是谈论文化生态的一个好视角。有圈里的热情，也有圈外的冷思。

　　海岩：今天，我是以“超女”的无畏，来谈谈文化生态的。

　　记者：“

　　海岩：对文化生态的思考，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文化的时代差异。时代变化了，社会的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的方式变化了，导致人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目前，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多元化。21世纪前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中国长期以来是一元化的模式，中国文化过去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多元的状态。我小的时候，20岁的人和50岁的人价值观差异不是很大，社会生活按照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进行。现在呢，不说20岁和50岁人的价值观不一样，20岁和30岁的人也往往是彼此难以理解。这个时代，是个很难沟通的时代。

　　记者：一元化的传统，忽然面对多元化的转变，导致怎样的现状？

　　海岩：导致价值观的分裂。我的《永不瞑目》当时引起那么大的争议，就是价值取向差异的缘故。有报纸当时搞了一组讨论。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我看了很吃惊》，说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去牺牲一个青年的生命，让一个青年去赴死是不道德的。人的生命不能轻视，它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第二篇文章《你吃的什么惊》，认为把个体的生命看得最重要是西方的价值观。东方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在我们中国，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光荣。

　　记者：截然不同。

　　海岩：那第三篇文章就说，他不是为了国家利益啊，他为了一个女人，为了所谓的爱。他最多就是一个少年维特，而不是普罗米修斯，没有必要如此歌颂。第四篇文章又说，在这样一个功利化、物质化的社会里，为了单纯的爱而献身，难道不是反映了人性的美丽吗？怎么就不可歌可泣呢？这实际上已经是不同的价值观的争论了。

　　记者：价值观呈现出丰富性，不再简单化。这种多元，让多种精神可以共存和重叠，但却不一定交融。

　　海岩：不同观点，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取向。原来的中国社会信仰比较单一，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多元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快速变革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时代里，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因年龄、阶层、学识、地域、性别等不同而差别巨大。社会的宽容及自由度大大提高，文化现象空前丰富，但同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标准混乱到没有标准。

　　记者：现象热闹纷繁，生出了重重理解的困惑，因为我们各有不同的标准。您认为，这种标准的混乱，因何而致？

　　海岩：我记得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这是一个脱了节的时代。什么叫脱了节的时代？旧的快速废弃，新的尚未建起。我们目前的状态也有几分类似“脱了节的时代”。在一个没有多元历史而忽然多元的社会里，有两种最基本的痛苦。一是时代变化了，人的意识和习惯尚未适应，因而痛苦；二是人的意识、观念变化了，但社会的现实、秩序、思想没有全变，也造成痛苦。就像一些文化人，看到“芙蓉姐姐”，很痛苦———这怎么回事啊？

　　记者：他们的文化理念，无法承受这种和传统无关的文化“另类”。

　　海岩：对，不能承受。但是，“芙蓉教”们看到很多人谴责“芙蓉姐姐”，他们也很痛苦———这有什么，我张扬自我，你管得着吗！在从单一转向多元的时代里，这两种痛苦，有时会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