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但是那个时候有很多公司比联想的知名度和实力远远要大的多。

　　马：是的，这点我也是，我觉得也是幸运，但是也可能还是。我觉得自己这个决定还是做的比较对，因为联想当时对我的吸引力不是因为它大，也不是因为它，就像你说的，有很多公司看起来经济待遇各方面都会好很多，完全不是这样，我真正被它吸引呢实际上是在1988年，联想在香港开业，当时我和周光召院长是，我陪周院长去作为剪彩嘉宾到的香港，当时给我的一个感觉是很振奋，振奋甚至于震惊的一个感觉。就是当时十几个人的一个小公司，在一个完全不可能想象的一个办公区里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工厂区，电梯呢都是货梯，在香港这都是装货的电梯，所以当我进入这个电梯的时候，我是跟一帮光着膀子，搭着条毛巾的运货工人一起上电梯。

　　杨：味道肯定很丰富。

　　马：是的，所以我当时觉得说这个联想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做办公室，这个之后呢就坐在一个办公室里面听这个柳总，柳传志给周院长汇报这个公司的前景，这个当时他所讲的内容，确实是联想公司的一个宏图。如何能够借助香港这个地方呢，变成一间走向国际的公司，我完全无法将这两个图片合在一起，就是当时我上电梯的图片。

　　马：所以这两个图片在我脑子里一直是非常强烈的黑白对比，所以随着这个柳总当时这个介绍，确实我还是很受一个触动吧，很受一个触动，所以一年多之后呢，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决策。我是觉得也可能参加这样子一个虽然现状并不是一个 跟别人相比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状况的公司，但是我确实对它的这个，对发展的这个看法呢，还是很受感动的。

　　五、“下海”之初的无奈

　　杨：若干年前，我采访柳传志先生的时候，他提起他最潦倒的时候呵。当时深圳的有一家什么公司把联想仅有的现金全部都骗走了，然后最后又不能够完成他所承诺的事情的时候，而且还赖这个钱。然后那个柳总记得当时那种，他很斯文的样子吧，他就说“我那时候真想拿块儿板儿砖砸过去”。就是一个文人被扔到了一个小商人的环境当中，他一种，那种真是“秀才碰到兵”的感觉。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马：对对，那当然很多了，但是也许我不至于拿一块儿板儿砖吧。但是确实有时候想，说真是不行就回去了，这个感觉会有，因为确实在中国的这个环境，特别是在这个商业环境，又是在90年代初期，你确实会碰到很多你完全不能想象的这种行为。

　　杨：我只需要你给我举一个例子就行。

　　马：比如说当时我和柳总，还有当时做生产的几位老总，我们在这个香港和深圳几乎是天天跑，天天跑，这些人人人家都有两地车，我们呢，在深圳做了这么大的投资，我们没有拿到两地的车牌。那当时呢，这个柳总说你无论如何得搞下来一个车牌，这个是联想的这个5%的希望变成100%现实的这个文化驱动。所以呢我就想了各种办法，但是呢，最，其实现在想起来，也是觉得很可笑，甚至很幼稚，也是很气愤的一件事，就是说，就是通过各种关系介绍了一个，完全是一个这种，这就不是小商人了，肯定是一个骗子的一个人，然后我陪他喝了两餐酒，然后呢，他就说他要带我去一个很偏僻的村子里去见一个村长，然后这个村长呢就可以用他村子的名义给我办这两地车，然后呢在喝了两顿酒之后呢，他就把我带到了这个村子，然后呢就开始勒索钱，就是说你一定要先付15万，然后呢就如何如何，那我想当时他的动机一呢是，他觉得跟我喝了两顿酒以后，我可能已经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清醒的状况。

　　杨：你胆儿也够大的呵。

　　马：当时就没有想，只想你要把事情办成了就跟他去了。完了要我15万块钱，但是他第一可能没想到我还是挺清醒的。

　　杨：这酒量还没探到底。

　　马：对对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最后就完全是耍无赖，所以这种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这个，叫做frustrated，就是你没有任何办法去搞定它，你有没有办法去惩罚它，你又不能跟它打架，是不是？我也不能去打架。所以呢，这种事情其实是非常难搞。

　　杨：因为游戏规则完全不同。

　　马：完全不一样，所以而且我们也不能去犯法去办这种事情。所以当时就是觉得，就是这个环境，这个从商的环境和你遇到的这些人，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是说就差拎起板儿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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