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文化是一种思维方式

　　对话中，感受杨澜阳光般的温暖。

　　3月，北京。当时钟滴滴答答地走到10点，杨澜的笑容准时出现在了记者的眼前。

　　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杨澜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

　　“我就是一个记者”。并不习惯被人称作“主席”，杨澜微笑着，自信而谦和。

　　美丽、聪慧、优雅、知性，太多美好的词汇曾被用在杨澜身上。而两个多小时的对话，更让我们触摸到美好表象下，一个文化理想主义者脉动着的阳光般的温暖。

　　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氛围，是一个社会主体的可预见的思维方式

　　“我们一起努力，赚更多的钱，捐更多的钱”，这是在年初举行的一次员工聚会上，杨澜的祝酒词。从最初，零星地帮助贫困者，到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再到在全国“两会”上呼吁为慈善立法，慈善已经融入杨澜的生活中，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

　　解放周末：2003年，您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提交的第一份提案是《完善中国民间非盈利性机构的生长环境》，呼吁增加民间慈善机构。两年过去了，您又提交了《如何加快慈善立法的进程》的提案，呼吁为慈善立法。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为何对慈善事业情有独钟？

　　杨澜：最开始做慈善，是希望用慈善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通过教育获得改变。因为我没有任何背景，父母都是普通人，所以我非常相信教育改变命运。而随着参加的慈善活动越来越多，慈善对我来说不再是一种感情冲动，而是科学、理性的管理方式，处处离不开商业运作。去年我建立基金会，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内地建立一种慈善文化，形成基金会的传统。

　　解放周末：一提起慈善，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红色的捐款箱和每年几次大型活动的热闹场面，可是热闹过后，冷静审视，慈善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还是陌生的。

　　杨澜：这反映的是我们的慈善文化还不够发达。数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美国人平均每人每年捐800美元,慈善捐款占GDP2%以上。中国的数字是，在过去10年里，每个国民的捐款是1.7美元，也就是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捐一元钱。2005年，全国慈善捐款共计40亿元左右，占GDP的万分之二。这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呢？这个数字折射出的又是怎样的慈善文化呢？我参加过国内很多家大型慈善基金会的年终总结活动，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当主办方在做总结时，会非常兴奋地宣布：他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今年获得了300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当中国的GDP有18万亿元时，我们一个大型的慈善基金会一年的善款只有300万元，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家没有爱心。

　　解放周末：有时候人们心里虽然充满了爱，但是怕被人怀疑动机，还是不愿轻易地流露。

　　杨澜：的确是这样。中国人从来不乏爱心，给予别人帮助是中国人的好传统，但是像你说的，怕被人怀疑动机，这就是社会文化的问题。很多人并不是不愿意捐赠，而是在渠道上现在还有疑问，最关键的一个疑问就是“我的钱到哪去了”。所以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完整的法律监控和管理，同时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建立一个健康的、强健的慈善公益事业体系，通过有可信度、真正起作用的体系，能够让大家打消这些疑虑，让大家能够把热情和善心释放出来。

　　解放周末：普通人不捐款，担心的是钱的流向；而有些富人怕捐款，担心的则是被人误解。比如你和丈夫吴征捐出“阳光媒体投资”权益的51%建立“阳光文化基金会”，本是一件大好事，社会上却出现某种质疑的声音。对此，你怎么看？

　　杨澜：对慈善本身，不同思维方式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声音，也是很正常的事情。知道你捐款了，还捐了不少，就难免有人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你是不是为了出名啊，他会下意识地怀疑你的动机。我做基金会前，有朋友就跟我说了，你要有准备，可能会有不同反应。我有这个心理准备，但问题是等到别人再想做这样的事时，他看到前面做事的人被大家怀疑动机不纯，他承担的心理压力可能比我要大，行动阻力也比我要大。文化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氛围，是一个社会主体、主流的可预见的思维方式。只要大家能做好事，形成一种氛围，就是社会的进步，就是文化的进步。

　　解放周末：一些不健康、非良性的思维方式，往往容易羁绊住慈善者献出爱心的脚步，甚至会让慈善者感到是一种痛苦的负担。

　　杨澜：在我的例子上倒没这么严重。很多事情，你只要像对待孩子一样让它慢慢地成长，自然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慈善对我来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需要。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愿意与别人分享，这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事业，不存在我需要得到别人认可，我才能去做。只要我帮助的人接受了我，我的分享愿望就达成了。而我更关注的，是这种分享的过程给我带来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