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我想想。我在北京公安局工作，然后那一年我从北京公安局调到了公安部。在这个工作也在调动当中，写这个书的时候，我为了怕那个单位的人知道，怕家里人知道。因为家里人知道会讽刺我，单位人知道会议论我，会觉得你不务正业，你可能吗你这个状态，是吧？所以我就，你想想《便衣警察》是我当时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四十七万字，很大的一篇小说。

　　杨：上来就抡个大的。

　　海：四十七万字。现在十几万字就是一个长篇嘛。四十七万字我写完，连跟我每天生活在一起的家人都不知道。

　　杨：那好像这部书一开始出版的过程也是找上门去才出版的，是吧？

　　海：对我先是有一个朋友他认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个副总编，他就住在前三门大街上，那个时候的房子还是北京挺新的。我就骑了一个自行车，把我那个书稿夹在我那个后车架上，就到那人家里去了。去送给他。他说哦，我知道了跟我打过招呼了。他说这是多少万字啊，哎呀那你写没写过短篇、中篇呀，写没写过

　　杨：真的就当面这么跟你说的？

　　海：就当面给我说的。所以就时代不一样，你现在这个时代怎么着也先收下来，然后隔两天再原封退给你说看了、不好，不就完了吗？

　　杨：说明这个人挺实诚。

　　海：特别实在。他说呢。

　　杨：那你就僵那儿了。

　　海：对。他就说仗要一个一个打，碉堡一个个拿，馒头一口一口吃。你先从小的学起，我们现在鼓励一些成名的作家去攻长篇这个堡垒。他们都非常慎重，长篇是史诗，是什么什么说半天。他说你还是从……我看了也没有用，结果我又抱回来了。

　　杨：这毕竟是四十七万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

　　海：不行我就投别处呗。后来呢就是说也是一个熟人，他认识那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原来的总编辑，也是一个老作家，我就拿着稿子去找他，然后呢就跟我说我觉得文字是可以的，你这样我去跟他们的总编辑打一个招呼。你呢还是通过正常的邮寄的方式，寄过去，不要让人家说我们走后门。就是老一代的这些人坚持原则的，不要让人家说我们走后门。我说好。我就寄过去了。寄过去按当时的规定，三个月要给回话的，不给回话呢，应该把原稿退回。三个月过去了也没人给回话，我稿子是寄过去了但是没人给回话，就说明当时的招呼没有起太大作用。那我就自己去找了。找到了，就是到那个人民文学出版社，找它那个传达室。传达室说你写的是什么作品。那我就说了，他说那你应该到现代文学编辑部。编辑接待了我。他说你寄过来了吗？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们找找吧。

　　杨：当时那个心里一定凉得很。

　　海：就是后来我就看到他们地上堆了好多那个稿子，我就看到我的。因为我那个包装那个邮寄品嘛 ，我说就这个还没拆呢，还封着呢 ，三个月了。他说这个呀，你写什么？我说我写警察的。他说那你寄到群众出版社去吧，我们这是一个文学出版社，我们这不太出这个写警察的东西。那我说写警察的东西就不是文学吗？他说那也不是，但是群众出版社它更乐意出这些东西，要不我们帮你寄？我说，这样吧我这个在这躺了三个月了，那你呢？他还跟我说什么，我们邮寄来稿的采用率，就是邮寄来稿的采用率是千分之二，我们组的稿子都不一定都能够出。我说你这样你看一页纸，我写了四十七万字你看一页纸，如果你咬一口你觉得是石头你就不要再往下咬了，你如果觉得是馒头你再咬一口。

　　杨：你就这么自信就看一页纸？

　　海：我说你就看一页纸，你觉得你还能往下看，你就看第二页，看完一章。你觉得不能往下看你就退回给我，有可能你看第二页纸你就咬到馅了呢？我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的让他看一页纸的这样一个要求啊，他在情理上是不能拒绝的。他拒绝就不太合情理了。他说好好，你放那儿吧，但又隔了一个月就有人敲我们家的门了。他们已经三审了，决定出版。1985年《便衣警察》的出版，预告了畅销书作家海岩的诞生。他那连续八年每年80万字的惊人出版量，在中国的作家队伍里头尚无人能及。而所有的这些文学创作，竟然都是身为锦江集团高级副总裁的海岩，在结束每天的商务工作后，挤出睡眠时间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杨：你进入创作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海：我觉得我和我笔下的那些人物，就像生活在一起，朝夕相处。每次写完的时候会对他们有一种依依不舍的，就是要跟他们告别挥手说再见了，那样的一种心情。这个对我来讲，在一段时间是蛮重要的。

　　杨：你对其中哪几个人物特别有这样一种依恋之情？

　　海：很多人，不是哪几个。他们组成的一个生活，比如说，我写《玉观音》的时候，我确实是舍不得这个安心，确实是舍不得，原来是设计让她牺牲掉的，后来就改成她没有，就是舍不得，其实可能让她牺牲掉更符合整个故事的一个逻辑。

　　杨：所以只好让杨锐一直等下去。

　　海：对，要等，要等她，也好像给我自己留一个出路。1954年出生于北京的海岩“文革”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由于辍学独自留在家中，海岩除了每天给自己做饭，就是一遍又一遍地翻看侥幸保留下来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日子从10岁一直过到了15岁，也造就出一个内向、被动，而又善于讲故事的海岩。

　　杨：哦。在过去这么长时间的，并不是处在社会的显要的位置甚至是经常自己的命运是被别人在决定的时候，你那时候有没有一种某种信念觉得靠什么能够主导我自己的命运？

　　海：我呢，是一个自尊和自卑啊都同时非常强烈的人。自卑呢是我没有上过学呀，身体也不是很好，因为那个时代谁块儿大，谁在年轻人当中也是比较受注目的嘛。所以我当时就想呢，一定要学习，一定要锻炼身体，我就是就想这两条。每天告诉自己就四个字：学习锻炼。我骑车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这个上

　　杨：真的？

　　海：一定要，哪怕背字典！我看过的书、我看过的字。我一定要背。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自己把它叙述出来。一定要自己理解到。

　　杨：其实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目的是吧？没有任何目的。

　　海：没有目的。没有任何目的。然后呢就是要做一个不被人家……

　　杨：欺负的人。

　　海：轻视的、欺负的人，能自己生存的人。然后就锻炼身体，我这样的一个体质什么都不行的，我最后是在是北京公安局游泳队的。

　　杨：好象你拿过冠军是吧？

　　海：是北京劳改局这个篮球队的，脱产的，打篮球的。因为劳改局当时有上万人吗，那时候群众没有什么比赛，电影也没有嘛，那么就是每个大的单位都有自己的专职篮球队。

　　杨：你觉得这给自己带来一种自信。

　　海：对，带来很大自信。所以我们单位很多人都认为我就是一个打球的。到后来呢？单位人也不知道我学习什么，因为自己也没写过什么东西。领导找我谈话都是说小吕你得学文化，不能一辈子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你看我现在这样哪像头脑简单四肢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