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在办公室里和笔者进行交谈的。她 的办公室分为两个区域，一半是现代化的，豪华装修，红木家俱显示着典雅高贵 ，一排青铜模特做出各种造型；另一半则是近乎原始的，红砖墙，三合土地面， 一张老式方桌和一张高凳，一台老式脚踩缝纫机和一个用煤炉子加热的熨斗。
她用这种方式泾渭分明地诠释了她人生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而笔者只能认为这 叫忆
苦思甜。我过得很好，起码在别人眼里我过得很好，很风光。我是政协委员 、青联常委、妇联常委、区人大代表、省民营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女企业家协会 副会长、全国时装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妇女问题研究会副秘书长，还有什么儿童 的、少年的、文艺的、街道的、法律的等一些群众团体的头衔，要是都印在名片 上，起码五面才印得下。
这都是荣誉，说明社会看重我，我也不能辜负这些看重我的领导，为社会多做贡 献呗，该捐款就捐款，该出席什么仪式就出席什么仪式，该送礼就送礼，该请谁 出国考察就请谁出国考察，无非就是花点钱。按我们那地方的习惯，有钱不花在 社会身上，也得送庙里去，给菩萨花，重塑金身嘛，积个阴德。我的钱不是祖 上留下来的，也不是抢银行抢来的，完全是赶上好时代了，社会给了我好机会， 让我靠个人能力挣来的。所以，要回报社会，回报这个时代。我是真正的农家 妹子，只读了小学，就回家干农活了，什么养猪、喂鸡、插秧、打柴，我都干过 ，空闲时，还学着刺绣，就是给县里服装厂做的出口服装和被面上绣上花草鸟兽 或古代仕女。
到了十六岁的时候，我爹给我说了两条路，一是嫁人，二是出去学一门手艺，都 是因为家里不再养我了，我家五个女孩，他想养也养不起。那时是1984年，我 们温州出去打工的已经不少了，但大都是男人做小买卖，少数女孩子是去大城市 里擦皮鞋。我想了一晚上，做小买卖不太可能，因为我家没本钱，擦皮鞋我不愿 意，因为我听说那些女孩子白天干的是擦皮鞋的营生，晚上是陪做小买卖的男老 乡睡觉，跟不喜欢的男人睡觉，打死我都不干。我跟爹说，我去学一门手艺，温 州裁缝多，做衣服的师傅在全国都小有名气，我就学裁缝，学好了，以后开个裁 缝铺，自己吃饭没问题，嫁人的事我想都不愿想。
我娘说我心野，我爹不在乎 我干什么，反正不在家吃饭就行了。结果，我爹托亲戚在温州找了个师傅，说好 了管吃管住，不给工钱，学三年，出徒以后另立门户。我一想，出徒我才十九岁 ，二十五岁嫁人，还可以自自在在地过六年，六年，什么变化都可能发生，什么 机会都可能出现，所以我挺愉快地离开了我们那个小村庄，来到了温州市。
温州是个老城市，但它出名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上面批判它资本主义尾巴泛滥 ，其实就是搞小买卖的多，还走私从台湾运来的布匹。我到温州的时候，几乎家 家都有人做小买卖，懂得提高利润率的人则用走私来的布匹加工成衣服，能赚到 更多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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