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塞林格得知英国作家Ian Hamilton打算出版传记《寻找J.D。塞林格：写作生涯(1935-65)》后，提起诉讼，意欲阻止该书出版，因为这本传记中含有不少塞林格与其他作家和朋友的书信往来。最终法院裁定，Ian Hamilton不得直接引用这些信件，但可变换措辞刊出这些信件。这场诉讼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塞林格隐居岁月的一些生活细节被公诸于众，其中最具爆炸性的是塞林格对前女友、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奥尼尔婚姻的一段评论。塞林格写道：“我可以想象他们夜里在家的样子。卓别林头发花白，全身赤裸地蹲在衣橱顶上，拿着手杖摇头晃脑，像只死老鼠。乌娜穿着宝蓝色的外套，在浴室里发疯似地鼓掌。”要理解塞林格这番刻薄的评论，需追溯到四十多年前。 1941年，塞林格爱上了乌娜。但一年后，塞林格应征入伍。据说他每天都会给乌娜写一封长信。然而就在塞林格于欧洲服役时，奥尼尔小姐嫁给了卓别林。塞林格崩溃之余，将仇恨转移到了电影产业上。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塞林格借主人公霍尔登之口说道：“如果有一样东西是我恨的，那就是电影。”

　　1995年，伊朗导演Dariush Mehrjui的电影《Pari》上映。电影松散地改编自塞林格的短篇小说集《弗兰妮与祖伊》，并未获得塞林格的授权。因为伊朗与美国间无版权协议，该电影得以在伊朗合法发行。然而1998年，当这部电影企图在林肯中心放映时，塞林格和他的律师们又一次成功阻止。导演Mehrjui称塞林格的举动“令人不解”，他解释说，他将这部电影看作某种“文化交流”。

　　1997年，就在另一位在世的美国文坛隐士托马斯·品钦即将出版《Mason &Dixon》前夕，一个传说已久的谣言再度浮出水面——谣言说，塞林格和品钦其实是同一个人。当然，两人文风差异显而易见，由一人假扮两人的猜测不过是异想天开的自娱。

　　1999年，与塞林格分手25年后，Joyce Maynard把塞林格当年写给她的一系列信拿去拍卖，并于同年出版了回忆录《At Home in the World: A Memoir》。尽管她拥有这些信件，将之拍卖亦属合法，但塞林格还是打赢了一场官司，法院判决信件的内容不得出版。当年6月22日，在苏富比的拍卖会上，一名来自加利福利亚的慈善家Peter Norton以156,50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十四封信，并声称会将之归还塞林格。

　　回顾几十年间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件，我们或会感慨：原来隐居并非想象中那般容易。塞林格要保持沉默，需付出巨大的努力，一次次律师和法庭戏便是明证。他必须打破沉默，以求保护他的沉默。

　　虽然人们会不断质疑，塞林格从公众视野里消失，或是为了增强他的名声，或者说，他不要声名的举动已经客观地提高了他的声名；但对于热爱塞林格的书迷们而言，这长久的、不惜一切代价苦苦维持的沉默不啻是一个响亮的宣言，就好像塞林格在说，重要的不是作家的私生活，而是作品本身。其实，要真正接近塞林格，与其守在科尼什的小屋之外或读一本别人写的传记，不如回头细读他已公开出版的四本小说，尤其是“格拉斯家族”的故事。恰恰在这些虚构的文字里，人们才可以寻到一个最真实的塞林格。

　　他者塞林格

　　“格拉斯家族是所有虚构家族里最生动、最有趣、最充分实现的家族之一。”《纽约时报》如是说。格拉斯家七个孩子和两位父母的故事遍及塞林格诸多短篇及中篇。父母莱斯和贝茜是退休杂耍演员。莱斯(就像他的名字Les暗示的那样)并未直接出现在任何故事中，而贝茜(与现实中塞林格的母亲一样)有着爱尔兰血统，她在《祖伊》中出现。

　　出身于1917年的西摩·格拉斯是格拉斯家族的长子。他出现在塞林格最著名的短篇《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里。故事发生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度假胜地，西摩和妻子穆里尔正在那儿度假。故事分为两部分：前面一半是穆里尔和她在纽约的母亲的电话交谈，作者以讽刺的笔调呈现了纽约中产家庭生活的虚荣和浅薄；第二部分发生在海滩，绝望的西摩正与一女孩交谈，随后西摩回到房间，妻子正在午睡。西摩“走到一件行李前，打开它，从一叠短裤、内衣底下抽出一把7.65口径的奥特基思自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书评人Janet Malcolm在2001年6月21日的《纽约书评》杂志上一篇题为《公正对待塞林格》(Justice to J.D. Salinger)的评论长文中指出：“只有在回顾的时候，我们才能发现，这个故事是格拉斯家族寓言的某种缩影，某个相当尖锐的版本。”她敏锐地指出，格拉斯家族的人物所遭到的仇恨和敌意在文学史上史无前例。她认为：“塞林格绝对理解他所创造的这些人物‘冒犯他人’的特性。《祖伊》的叙事者巴蒂·格拉斯引用一位‘智慧之童’听众的话，‘格拉斯家的孩子是一群无法忍受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小杂种，他们应该在出生时就被淹死或毒死。’遍及所有格拉斯家族的故事 ——包括《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在正常世界的厌恶和恐惧的背景下，展现他那些非同一般的主人公。这些作品是关于他者的寓言(Fable of otherness)——是卡夫卡《变形记》的不同版本。”她指出，格拉斯家族的孩子们无一例外地与这世界格格不入，“他们完全也可以是巨大的昆虫。”

　　的确，格拉斯家的孩子们个个聪明伶俐，与众不同。他们自小用化名参加“智慧之童”电台节目，身体里“无一不具备这种舞台脚灯加大马戏团的奇特遗传基因。”弗兰妮与祖伊是演员。双胞胎维克和沃特，前者是天主教牧师及反战人士，后者则在二战中死于一次事故——短篇《为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里有间接记载。即使是身为家庭主妇的、还算“正常”的长女波波(短篇《下到小船里》的主角)，也在二战期间参加过女子海军预备队。

　　在格拉斯家族的七个孩子里，巴蒂·格拉斯是家族故事的作者。《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便是他用第一人称讲述的故事。前者讲述了西摩婚礼当日离奇失踪后，他与新娘的亲戚们相处的尴尬经历。后者则以一种“不瞄准的瞄准”术，天马行空地描述了哥哥西摩的种种，尤其是他对中国及日本诗歌的喜爱，和他那些仿佛“高度文学性的杂耍表演”的诗歌创作。塞林格在《西摩：小传》里还玩了一把作者身份的游戏，他让巴蒂声称《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甚至《麦田里的守望者》都是他所写。其实，同样出身于1919年的巴蒂·格拉斯不啻是塞林格的Alter-ego，是他将自己投射于格拉斯家族的人物之中。

　　《纽约时报》的评论一针见血：“总体而言塞林格的写作最显著的并非行文——尽管他的对话依旧新鲜出色——而是他的思想。塞林格先生执着于霍尔登所说的‘伪善’和‘真实’间的差异。正是这个主题，逐渐主导了格拉斯家族的故事：关于自我和自我意识的无法解决的问题，关于如何在一个粗鲁、物质化的世界里过一种精神生活。”

　　其实对于现年九十高龄的塞林格而言，他又何尝不是一个“他者”、一个异类呢？格拉斯家族的故事终究是他自身的投射，我们相信，精通长寿术和顺势疗法的塞林格先生将在奔向长命百岁的道路上，把格拉斯家族故事继续下去，而我们将会这些虚构文字里寻获一个最真实的塞林格。

　　附：塞林格中文出版目录

　　《麦田里的守望者》 译林2007年3月版

　　《九故事》人民文学2007年8月版

　　《弗兰妮与祖伊》人民文学2007年9月版

　　《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人民文学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