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提出利用员工的午餐时间采访，但被笑着拒绝了。原因是：一个普工生活的一天是这样的：6：50起床，洗漱、早餐，步行到公司，穿上统一的工作服；8：00准时上班，中午11：00下班，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下午从1：30-5：30上班，再吃饭休息一小时，晚上8：00下班。中午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如果算上排队等待和来回走路的时间，吃饭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

　　而在一个宿舍内部，舍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每个人进厂后都是随机被分配到一个宿舍的。陈宏方告诉记者，富士康工会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曾做过这样的事，有工人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现金，但是，绝大部分人答不出来。

　　即使是个别性格开朗的人，也容易被这样的生活同化。自杀的员工之一卢新就是如此。这个曾经报名参加过“快男”比赛，唱歌、跳舞、旅游样样喜欢，和同事关系也不错的大男生，就在自己自杀的前3天，写了一条QQ签名：一切都过去了。

　　这个湘潭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其实早就被列入干部储备班名单，可能再熬上一段时间，就可以晋升。但是，在富士康，“干部层次一共分为十四级，从师一级到师十四级，新人进来从师一级开始，两三年调升一级，要调到师四五级这样的管理职位大概要十年工夫。”

　　一位在富士康工作十多年的男青年，今年35岁，月薪8000元，手下管理着一个900人的车间。谈到这一让人艳羡的成绩，他摊开手掌，向记者数起自己已经拿到手的各种证书和文凭，不一会儿，两只手都数完了。

　　刘志毅，这个卧底富士康28天的《南方周末》实习记者，很惊异偌大的一个厂区，竟然连一个老乡会都没有。“每个人在厂区里面活动，但每个人都成了彼此的影子，互相连姓名都不会多问。”

　　在刘志毅看来，一个人在社会理应有很多层的关系，并且成为一张网。但是在富士康，一个人除了生产线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集体关系，仅此单一的社会关系，他们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孤立的点。永无休止的面对机器后，一旦遇到难以承受的焦虑与压力，最容易自杀。

　　像对待灾难一样进行社会援助

　　“什么？又有人要跳楼？”5月17日，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竟然接到了这样的电话。细问之后才知道，一位富士康女员工与同在该厂上班的丈夫吵架，其夫声称：“富士康那么多人跳楼，你也去跳楼吧！”

　　经过员工关爱中心的连续疏导，该女工的情绪逐渐平复，但留给人们的惊讶却远远没有平息。刘坤告诉记者，员工关爱中心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员工的见面咨询和电话求助。

　　为了杜绝坠楼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富士康从4月上旬开始“花钱买信息”，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便可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奖励200元，目前已经成功控制了30起类似事件。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杀事件会对其他员工造成心理阴影，这种负面能量一旦流动起来，在一个以80后、90后为主要群体的人群中是很危险的。”长期从事社会心理咨询工作的孙淇老师说。

　　“自杀可能跟很多原因都有关，但一定是综合力量作用的结果”。孙淇认为，初到陌生的城市打工，工作压力大、身体出现状况，再碰到婚恋问题，在没有得到社会帮助的时候，那些沉淀下来的深层次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就会跳出来，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只是一根稻草，力量也足以让人崩溃”。

　　专家们认为，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多起自杀事件，跟心理暗示有关。“有的时候，做了某件事，才发现自己已经受到了某种心理暗示。比如9连跳事件中的那名女子能够生还，是因为在跳下去的一瞬间突然后悔了，做出了自我保护措施……”

　　刘坤说：“新员工刚进厂没多久就出事，说明富士康对他们的人文主义关怀不够。近一两个月来，发生一连串突发事故，说明我们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

　　刘坤介绍，富士康也开始重视员工的心理异常波动，并为此展开了针对员工心理干预的措施。但是，仅有企业自身的心理援助体系是明显不够的。孙淇告诉记者，心理治疗领域一般都是以不求助不治疗为原则。因为只有当有人发出求助信号后，进行心理救助才有效。

　　深圳市社科院长乐正也告诉记者，富士康作为一个企业，很难承担社会、政府应尽的责任。富士康上班时可以管着你，下班后就不管了。在当下这种完全竞争社会下，必须明确，在发生这类事件中，第二责任主体是谁？

　　乐正认为，地震灾情发生后，马上有社会援助组织等社会资源介入，而且是在第一时间内。富士康发生跳楼事件后，还没有一个社会组织能够介入，实际上，整个社会对目前事件中的员工心理、生活的关注还存在很大的空白。政府应该出面委托一家专业的机构进行专题调研，或者另行安排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对此进行专项调查，提出整改意见。

　　孙淇表示，事件发生后，她已经和几个同行商量过，如果有可能，他们愿意作为社会援助组织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