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提出利用员工的午餐时间采访,但被笑着拒绝了。原因是:一个普工生活的一天是这样的:6:50起床,洗漱、早餐,步行到公司,穿上统一的工作服;8:00准时上班,中午11:00下班,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下午从1:30-5:30上班,再吃饭休息一小时,晚上8:00下班。中午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如果算上排队等待和来回走路的时间,吃饭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
而在一个宿舍内部,舍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每个人进厂后都是随机被分配到一个宿舍的。陈宏方告诉记者,富士康工会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曾做过这样的事,有工人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现金,但是,绝大部分人答不出来。
即使是个别性格开朗的人,也容易被这样的生活同化。自杀的员工之一卢新就是如此。这个曾经报名参加过“快男”比赛,唱歌、跳舞、旅游样样喜欢,和同事关系也不错的大男生,就在自己自杀的前3天,写了一条QQ签名:一切都过去了。
这个湘潭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其实早就被列入干部储备班名单,可能再熬上一段时间,就可以晋升。但是,在富士康,“干部层次一共分为十四级,从师一级到师十四级,新人进来从师一级开始,两三年调升一级,要调到师四五级这样的管理职位大概要十年工夫。”
一位在富士康工作十多年的男青年,今年35岁,月薪8000元,手下管理着一个900人的车间。谈到这一让人艳羡的成绩,他摊开手掌,向记者数起自己已经拿到手的各种证书和文凭,不一会儿,两只手都数完了。
刘志毅,这个卧底富士康28天的《南方周末》实习记者,很惊异偌大的一个厂区,竟然连一个老乡会都没有。“每个人在厂区里面活动,但每个人都成了彼此的影子,互相连姓名都不会多问。”
在刘志毅看来,一个人在社会理应有很多层的关系,并且成为一张网。但是在富士康,一个人除了生产线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集体关系,仅此单一的社会关系,他们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孤立的点。永无休止的面对机器后,一旦遇到难以承受的焦虑与压力,最容易自杀。
像对待灾难一样进行社会援助
“什么?又有人要跳楼?”5月17日,正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竟然接到了这样的电话。细问之后才知道,一位富士康女员工与同在该厂上班的丈夫吵架,其夫声称:“富士康那么多人跳楼,你也去跳楼吧!”
经过员工关爱中心的连续疏导,该女工的情绪逐渐平复,但留给人们的惊讶却远远没有平息。刘坤告诉记者,员工关爱中心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员工的见面咨询和电话求助。
为了杜绝坠楼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富士康从4月上旬开始“花钱买信息”,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便可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奖励200元,目前已经成功控制了30起类似事件。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杀事件会对其他员工造成心理阴影,这种负面能量一旦流动起来,在一个以80后、90后为主要群体的人群中是很危险的。”长期从事社会心理咨询工作的孙淇老师说。
“自杀可能跟很多原因都有关,但一定是综合力量作用的结果”。孙淇认为,初到陌生的城市打工,工作压力大、身体出现状况,再碰到婚恋问题,在没有得到社会帮助的时候,那些沉淀下来的深层次的没有解决的问题就会跳出来,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只是一根稻草,力量也足以让人崩溃”。
专家们认为,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多起自杀事件,跟心理暗示有关。“有的时候,做了某件事,才发现自己已经受到了某种心理暗示。比如9连跳事件中的那名女子能够生还,是因为在跳下去的一瞬间突然后悔了,做出了自我保护措施……”
刘坤说:“新员工刚进厂没多久就出事,说明富士康对他们的人文主义关怀不够。近一两个月来,发生一连串突发事故,说明我们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
刘坤介绍,富士康也开始重视员工的心理异常波动,并为此展开了针对员工心理干预的措施。但是,仅有企业自身的心理援助体系是明显不够的。孙淇告诉记者,心理治疗领域一般都是以不求助不治疗为原则。因为只有当有人发出求助信号后,进行心理救助才有效。
深圳市社科院长乐正也告诉记者,富士康作为一个企业,很难承担社会、政府应尽的责任。富士康上班时可以管着你,下班后就不管了。在当下这种完全竞争社会下,必须明确,在发生这类事件中,第二责任主体是谁?
乐正认为,地震灾情发生后,马上有社会援助组织等社会资源介入,而且是在第一时间内。富士康发生跳楼事件后,还没有一个社会组织能够介入,实际上,整个社会对目前事件中的员工心理、生活的关注还存在很大的空白。政府应该出面委托一家专业的机构进行专题调研,或者另行安排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对此进行专项调查,提出整改意见。
孙淇表示,事件发生后,她已经和几个同行商量过,如果有可能,他们愿意作为社会援助组织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