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因充满情感力量而持续成为热点话题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让无数观众流下泪水，也让观众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以及亲情带来的刺痛和温暖。因为这部电影，华裔作家张翎的小说原作《余震》也随之畅销。她小说中的描写，多次被拿来和电影情节做对比。正如她所说，“小说描写了痛，电影讲述了暖”。昨日，记者拨通了张翎多伦多家中的电话。她表示，尽管小说和电影色调不同，但两者都达到了各自的创作意图。对于好友严歌苓等纷纷进军影视界，她也表示，“也许在将来，我会尝试改编自己的作品。”

　　○关于小说《余震》

　　我被《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击中了，我感觉到了痛

　　记得2006年7月末的一天，我在北京机场等候飞往多伦多的班机。班机因大雨推迟了一次又一次，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我想起了机场里有一家书店。那天书店里人极多，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将我轻轻地拨过人流，让我一眼就看见了摆在高处的一本灰色封皮的书———《唐山大地震亲历记》，这才猛然想起那天正是唐山地震30周年的纪念日。坐在候机厅里，我开始读这本书。周遭的嘈杂渐渐离我而去，我只觉得心开始一点点地坠沉下去，坠到那些已经泛黄的往事里去。那天在北京机场，那本书三下两下抹去了30年的时光和几千公里的距离，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我眼前。我被击中了，我感觉到了痛。痛通常是我写作灵感萌动的预兆。

　　记者：你并没有亲历过唐山大地震，小说中的人物也没有原型。你是怎样创作出这些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的？

　　张翎：我查了国内和国外几乎所有我能够查到的地震资料，做了很多案头工作，而且跟很多经历过地震的从灾区过来的人有过很多次访谈。人物确实并没有真实的原型，但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许多细节都是真实的。比如双胞胎姐弟被埋在水泥板下面，真有这样一个故事。我看到一个回忆录里面讲到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她们被一块水泥板压在各两头。当时救助人员赶到的时候呢，如果抬起这水泥板这边呢，就会碰到那个，抬起那头呢，就会挤到这个。这个时候呢，两个孩子都是唱着歌相互鼓励，对营救的人员说抬自己这一头轻一点，不要弄疼那边的孩子。

　　记者：小说中关于养父骚扰女儿王小灯的情节，在电影中被改掉了。冯小刚说，他觉得这个情节脏、恶心，不容许出现在自己的作品里。不知道作为原著作者，你怎么看冯小刚的说法？你创作这一段的意图是什么？

　　张翎：他似乎没用那么强烈的语气吧？《余震》里有疼痛，也有丑陋，就像生活中有疼痛有丑陋一样，只不过天灾把一切推到了极致。尽管疼痛和丑陋都让人不安，可是书写《余震》的目的并不是悦人耳目。而冯导和主创在开始就定下了电影的基调，是温暖的心灵重建。电影的票房和观众的眼泪都证明，他达到了他的预期。所以我觉得小说和电影都达到了各自的创作意图。

　　记者：在小说中，你塑造的这个养父是一个复杂的多面形象，但是很多人没看过原著，经过电影宣传和媒体渲染，似乎大家最深刻的就是小说中这个养父猥亵养女的片段，让人觉得这个作品有些被误解或遮蔽了。

　　张翎：人处在灭顶之灾的极端境遇里，性格被挤压成畸形，善和恶都会以各种形式爆发。养父这个人物身上具有多面性格，很难在一个层面上定义他。失去家园的疼痛加上多年家庭生活的孤寂，使他成为小说里呈现的那种人。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他多年来对小灯没有丝毫懈怠的经济支持和抚养。我希望大家看他的时候，能看到他身上洋葱皮一样复杂多层的面，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

　　记者：《余震》被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是“至今写地震写得最好的小说”，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其他的地震小说或者是灾难小说，你这部作品最大的不同是在什么地方？

　　张翎：我从来没敢接受这么大的一个夸奖———那不是找抽吗？在我之前已经有了许多关于地震的好作品，我不过找了个独特一些的视角而已。

　　○关于电影《唐山大地震》

　　看到母女相认那场戏，我忍不住哭了

　　《余震》问世之后，有多位知名电影人不约而同地表示了想将它改编为电影的兴趣。30多年后痛定思痛回首唐山，似乎是许多人的共同心愿。在我与华谊签约之后不久，四川汶川发生了天崩地裂的特大地震。那阵子多伦多的电视节目里几乎天天都有让人心碎的画面，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都感觉患上了抑郁症。又一群地震孤儿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庆幸的是这一次“心理辅导”的话题被许多人提了出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天灾带给建筑物乃至地貌的摧毁和改变终究会渐渐平复，而天灾在孩子们的心灵上刮擦出的血，也许会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之下暗暗地渗流得更久更久。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余震”。

　　记者：你觉得《唐山大地震》的改编，能够给你一些新的思考和触动的是哪些地方？

　　张翎：小说完成在汶川地震之前，而电影拍摄在汶川地震之后。小说结尾处写到了接受专业心理辅导之后的小灯开始有了“推开心灵之窗”的可能性。电影把这个可能性拓展成现实，把小说的留白处充实了，而实现这个现实的契机是汶川大地震。小灯在另一场天灾中看到了另一个母亲的“残酷”选择，明白了自己母亲当年的无奈。这个情节是合理而感人的。小说对疼痛关注得更多一些，电影的侧重面更在一个温暖的修复上面。

　　记者：冯导和该片编剧都说你的小说调子比较灰。里面那种自我救赎的方式和电影中靠亲情来互相救赎确实有些气质上的不同。有人觉得小说更直抵内心，更让人感到那种切肤之痛。但是这样凛冽的东西现在似乎很难在商业电影里面表现。

　　张翎：对于灾难的描述，应该允许有多重视角和多种叙述基调。亲历者是一种视角，旁观者是一种视角。宣泄是一种基调，克制是另一种，沉默也是。多重视角和基调使得叙述变得丰厚。电影观众总体上喜欢宣泄方式的叙述———票房就是一个明证。而我作为小说家更偏好克制和冷峻的叙述。

　　记者：你是小说原作者，虽然有了改编，但你对它还是很熟悉的。那么看到自己熟悉的一些情节，比如考进复旦大学变成“杭州医学院”，以及增加了一些观众质疑的中国人寿、剑南春等植入广告，你是觉得可以理解还是有一点遗憾？

　　张翎：可以理解。一个艺术家为实现自己的理念，有时不得不做一些妥协。冯导这样的大腕也不能例外。所以我们不要苛求他。

　　记者：听说你看《唐山大地震》时哭了好几次？

　　张翎：今年5月初我就看到了电影样片。片中的演员整体表现都不错，有些哭天抢地的场景，背景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没有。在这样的氛围里要表演天灾之中的惊恐失措悲伤无奈，演员的功力遭遇了极大的挑战。徐帆在戏里有很强的爆发力，把一个母亲撕心裂肺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当失去多年的女儿从院子里走进来，母亲煮饭的手开始颤抖，不知如何对女儿开口说话的那场戏，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关于文学写作

　　我不会为影视改编的需要，去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

　　回到多伦多后我动用了全部资源，考察了包括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以及所有能收集到的关于那次大灾难的资料。我的眼睛如饥饿的鹰，在乱石一样的图片堆里搜寻着一些身体，一些带着某种猝不及防神情的身体(如庞贝古城的遗迹)。可是没有，一个也没有。那个铁罐一样严密的年代成功地封锁了任何带有蛛丝马迹的照片。于是我和那段往事失去了直接的联系，我的想象力只能在一些文字构筑的狭小空间里艰难地匍匐。在爬行的过程里我远远望见了一些孩子，一些被称为地震孤儿的孩子……我发觉我的灵感找到了一块可以歇脚的石头。孩子，和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还有那些没有被深究的后来。

　　记者：你现在的创作，气象越来越大，从你的创作历程来看，这个转变是如何完成的？

　　张翎：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蓦然回首，我才发现我走了很长的路。我的正规教育是在英美文学方面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小说家，如狄更斯、哈代、艾略特等，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的叙事场景较大，而叙事方式比较传统，这多少有一些年青时阅读留下的痕迹。

　　记者：通过《唐山大地震》，很多观众认识了你，是不是也有很多导演、制片来找你谈其他作品的改编？那么你对他们的挑选有一个怎样的标准？会不会像一些作家一样参与编剧的过程？

　　张翎：华谊还会把《余震》拍成电视剧版，张黎也买了我的《金山》的版权。希望他们能在我的作品中发现震颤心灵的独特元素，在艺术和市场的追求中找到一个合宜的平衡。也许，在将来，我会尝试改编自己的作品。

　　记者：像现在一些和影视结合很紧密的作家，比如麦家，一本书稿费已达几千万。你怎么看这种现象？以后会不会为了影视改编而稍微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

　　张翎：中国只有一个麦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麦家。我不会考虑为影视改编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我将一如既往地试图不受任何因素污染地还原自己的内心感动。

　　记者：你的名字经常被研究者跟严歌苓联系在一起，你们私下有接触吗？她的作品近年来也成了影视改编的宠儿，被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看中。你怎么评价她的作品？

　　张翎：我们是好朋友。她的作品大气、冷峻、幽默、善变，具有无法被别人重复的一些特质。

　　记者：你们海外华人作家的创作，有没有一些共通之处？

　　张翎：这首先意味着与母语环境在地理上的距离，而地理距离又会衍生出其他意义上的距离。距离营造了理性的审视空间，距离过滤了一些由于过于逼近而产生的焦虑，距离使一些模糊的东西变得清晰，有了整体感。但是距离同时也意味着与当今中国社会失却了最鲜活扎实的接触，与读者和出版市场有了疏离感。海外生活经验意味着作家始终必须要在距离产生的优势和缺陷中挣扎———这也许就是海外华文作家的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