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张翎的小说《余震》，就没有冯小刚的感动，也没有今天的《唐山大地震》。日前，记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到小说原作者张翎，她在谈及小说和电影时坦言，两者各有不同的侧重：“小说侧重‘疼’在修复中的位置，而电影更侧重修复本身，基调更和暖一些。 ”

　　【关于创作】

　　飞机延误与大地震结缘

　　张翎创作小说《余震》还要从2006年7月末的一天说起，那天张翎在北京机场等候飞往多伦多的班机。“班机因大雨推迟了一次又一次，百无聊赖的等待中，我想起了机场里的一家书店。那天书店里人极多，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只手将我轻轻地拨过人流，让我一眼就看见了摆在高处的一本灰色封皮的书——《唐山大地震亲历记》，这才猛然想起那天正是唐山地震三十周年的纪念日。 ”

　　据张翎回忆，地震那年，她还处在懵懂的年岁。 1976年的唐山离温州很远。“可是那天在北京机场，那本书三下两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时光和几千公里的距离，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我眼前。我被击中了，我感觉到了痛，痛通常是我写作灵感萌动的预兆。 ”

　　双胞胎被压水泥板下有雏型

　　“回到多伦多后我动用了全部资源，考察了包括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以及所有能收集到的关于那次大灾难的资料。 ”在创作过程中，张翎似乎远远望见了一些孩子，一些被称为地震孤儿的孩子。有一个男孩，在截肢手术醒来后，怯怯地请求护士为他那只不复存在的手臂挠痒。有一个女孩，领着她幼小的弟妹，踩着结了冰嘎啦作响的尸袋，寻找被迁葬的母亲尸体。

　　终于，张翎找到了创作的灵感：孩子，和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还有那些没有被深究的后来为《余震》开了个好头。同时，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张翎看见一段回忆，“是两个年轻女孩被压在一块水泥板之下，营救人员撬这头水泥板，那头的女孩就会被挤疼。两个女孩在那种时候依旧唱歌彼此鼓励，叫营救人员在救自己的时候‘轻一点’，不要伤着另一个女孩。 ”这个情节是《余震》里双胞胎被压在水泥板之下，母亲当时只能选择救一个的情节的雏型。

　　【关于变迁】

　　疼痛到温暖，汶川地震成契机

　　张翎一直表示，她的小说强调的是一个“疼”字。之所以选择这样“疼痛”的视角，张翎有自己的见解：天灾带给地貌建筑物的伤害是惊心动魄的，可是这个伤害是看得见的；但是天灾带给人心灵的伤害，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疼痛是容易救助的，而看不见的疼痛很容易被假象遮盖而忽略。“《余震》书写在2006年，那时灾后儿童心理干预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话题。我就是想通过对疼痛淋漓尽致的描述，引起人们对灾后心理创伤的关注。 ”

　　但在电影里，疼痛被温暖所取代。在张翎看来，小说和电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用两种视角展现同一个故事在影视改编中是非常正常的事。“小说和电影都涉及了创痛和治愈，只是小说完成在汶川地震之前，而电影拍摄在汶川地震之后。小说结尾处写到了接受专业心理辅导之后的小灯，开始有了‘推开心灵之窗’的可能性。电影把这个可能性拓展成现实，把小说的留白处充实了，而实现这个现实的契机，是汶川大地震。 ”

　　亲情是症结也是药方

　　原小说以女儿小灯为主线，而电影则变成母亲、女儿、儿子三条线索并行，尤其加重了母亲的戏份。对于这样的变化，张翎表示认同，“小说可以沿着一个相对单线的结构发展，而电影则更需要多头并进的故事框架。 ”

　　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改变就是亲情的凸显。在小说中，关于小灯的感情戏有不少内容，而影片最初的剧本也有不少关于张静初和陆毅的爱情戏，但最后这些内容都让位于亲情戏了。张翎认为，小灯在感情上的失败，居多是自己的心理障碍造成的，劫后余生的小灯再也不能信任别人，永远害怕失去。小灯若不能解开 “亲情”这个巨大的心结，她永远不能正常地拥有爱情。所以“亲情”是症结，也是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