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王朔的母亲薛来凤在她撰写的回忆录中，详尽记述了自己与儿子之间的点点滴滴，其中既有一个职业女性的好强与执着，也有一名优秀医生的敬业与热忱，更有一位母亲对孩子的深爱与歉疚……

　　不少观众也许还记得荧屏上的那一幕：数年前，作家王朔带着自己79岁的老母亲，来到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演播室，母子俩向主持人讲述了相互之间的种种抱怨和矛盾。就像任何一对关系紧张的母子一样，王朔和母亲也会相互指责，在气愤之极时会争吵呵斥，也会在情绪激动时潸然落泪，但同时，他们也表达出对改善母子关系的内心渴求。

　　王朔曾抱怨母亲对自己的照顾疏漏，以及生活中对他的过多管束；那么，母亲心目中的儿子是什么样？最近，王朔的母亲薛来凤在她撰写的回忆录中，详尽记述了自己与儿子之间的点点滴滴，其中既有一个职业女性的好强与执着，也有一名优秀医生的敬业与热忱，更有一位母亲对孩子的深爱与歉疚……

　　从二人世界到四口之家

　　我决定和王天羽结婚了，日期选在1956年的3月10日。我和天羽是通过二姐介绍相识的，他那时已是军队的团级干部，从南京总高级步校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官。我以他未婚妻的名义调入他所在的军事院校，在校医院工作。

　　婚后不久，军官授衔、改工资制，我被授衔为中尉，肩章为一道杠两颗星。天羽被授衔为少校，两道杠一颗星。我们挎上武装带、扛上肩章，去照相馆留下了军人风采。

　　在我的记忆里，那段时光很令人怀念。每天下班时天羽都会来医院接我，我们俩一同骑上自行车回家去。结婚几个月，有一天我告诉天羽我怀孕了，他愣了一下，接着兴奋不已：“这是真的？我要做爸爸啦，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要注意营养，不能太累了，家务活全由我来做吧。”

　　1957年1月，我们有了个胖儿子。直到儿子出世前一天，我还坚持每天去医院上班，白班、夜班都没请过假。儿子的出世给我们的小家增添了无限欢乐，做了母亲，我从生命的孕育、诞生和抚育过程中体会着真爱，初为人母的我，享受着从未有过的幸福和骄傲。天羽家里家外忙得不亦乐乎，负起了做爸爸的责任，他给儿子取名叫王宇。

　　在孩子未出世时，我就向天羽提出，由于工作原因，产假期满后我就要上班，要和大家一样轮值夜班，所以不能给孩子喂奶。他同意了，要为儿子找个奶妈。产后我很快打了回奶针，儿子没有得到母乳喂养。我抱着甜睡中的儿子，告诉他：“妈妈狠心地断了本来属于你的奶水，都是为了工作呀！”

　　请来的奶妈叫秀英，安徽人，长得秀丽，奶水很好，她把儿子喂得又白又胖。为了让奶妈奶水充足，我和天羽常去市场，挑选给奶妈下奶的活鱼、猪蹄等。

　　56天产假期满，我丢下孩子开始上班。初为人母的我心情十分矛盾，我是多么眷恋孩子，但那时我要做24小时负责的住院医师，除了周日，平时都住在医院里。天羽格外勤快，家里的事全由他来处理。

　　1958年8月，我们的第二个儿子又出世了，吻着他可爱的小脸，我想这次我一定要给儿子喂母乳，不能再委屈他。天羽给小儿子取名叫王岩，上小学后，儿子发现班上有个女孩也叫王岩，便查了字典，给自己改名叫王朔，由他爸爸去办理了改名手续。就这样，大家便都叫他王朔了。

　　在哺乳期里，虽然我愿意喂奶，可是奶水不够多。一天，我抱着小儿子喂奶时他哭个不停，也不肯吃，我也急得哭了，天羽过来问：“妈妈孩子都在哭，出了什么事？”“他不吃奶，喂也不吃。”“你的奶水不够吧，他吃不饱就哭呗。”我想天羽说得也是，就决定让秀英奶妈把找好的奶妈叫来。这个叫育民的奶妈是秀英的老乡，安徽无为人，长得白白净净，人很和气。

　　一边是亲情，一边是工作

　　产假期满后，我便接到立刻去湖北疫区参加防治血吸虫病的任务。因此，我必须离开刚满月不久的小儿子，他要由奶妈单独喂养了。作为妈妈，想到就要离开两个儿子去很远的地方，心里很放心不下，我多想再多抱抱小儿子。但是，长期的军人生活让我习惯于在工作上只有绝对服从，我没有机会守在家里，看着儿子会笑、能爬、能坐起来，叫一声妈妈，我的时间和精力都在病人那里。

　　我含着泪告别两个儿子，又嘱咐两个奶妈带好孩子。一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直在翻腾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交给奶妈行吗？天羽一个人应付得了吗？

　　到了湖北宜昌，我被派往防治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出现在眼前的是骨瘦如柴、大肚子细腿的病人，很多人相继死亡，全村人所剩无几。我越发感到作为医生的责任重大，夜以继日地救治深受病痛折磨的病人。

　　一个多月后，突然接到天羽发来的电报：“孩子病重速归。”我急得马上找主任请假。还未等我开口，主任就说：“你的电报我已经知道了，快回去吧，这里的工作我会安排好。”

　　我心急如焚地赶回南京，到了家，一眼看到躺在床上的小儿子，小脸黄黄的，没有血色，也没有一点精神。我抱起他，泪水夺眶而出。

　　我问育民奶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的奶水不够？”育民奶妈脸色很难看：“不要辞退我，我说实话，是我对不起你们和孩子。”我让她说下去，“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奶水慢慢就少了，不够他吃，他哭，我就用奶瓶喂给他水喝。”我很愤怒：“喝水能喝饱孩子吗？你为什么不立刻告诉他爸爸去买牛奶喂孩子？”“我怕告诉他，他会把我辞退。”“那你就忍心饿着孩子？你也太狠心了。”

　　我和天羽马上去买牛奶和奶粉喂给小儿子，当看到他叼着奶嘴不停吸吮着咕咚咕咚喝奶时，我们都长出了一口气。我和天羽商量，还是让育民奶妈留下来，小儿子改成人工喂养，由她来喂。我把怎么喂牛奶，量如何配，奶瓶如何消毒，还有如何加钙片和鱼肝油，什么时候加蛋黄、菜汁以及橘子汁等写下来贴在墙上，让育民奶妈遵照着做，让天羽负责督促检查。

　　我在家里待了一周，小儿子喝了牛奶，眼看着一天天胖了起来，脸色也变得白里透红，很有精神，一逗便笑。我对天羽说：“问题解决了，我也该回湖北去继续工作了，实在难为你了，又当爹又当妈的不容易。”

　　回到医院，我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经过医护人员的救治，当地大部分血吸虫病人的病情明显好转，看到患者们恢复了健康，我们感到无比欣慰。

　　返回南京后，我被分配到市立第一医院，正式从军医转为地方医院的医生，生活总算稳定了下来。

　　1959年初，天羽随部队调动到北京总参工作，我也被分配到木樨地的复兴医院。到北京不久，就赶上了三年全国性饥荒。我每天早出晚归，时常为饥饿所困，有时候饿得肚子咕咕响，拿起吃的放在嘴边又放下，想想还是留给儿子们，他们还太小，需要营养。天羽看见我这样，心疼地说：“你饿就吃点吧，身体要紧。”为了节省口粮，我去厨房在碗里倒点酱油，再兑点水喝下去充饥。

　　那时，常有需要抢救的重症病人，一天，我给天羽打电话，告诉他我正在抢救一个深度昏迷的小女孩，得等她脱离危险、清醒过来，我才能回家。天羽在电话里说：“家里有我，你放心抢救病人吧。”他理解我，一直都在默默地支持我的工作。

　　连续三天我没有离开病房，日夜守护在她的病床前，三天三夜后，小女孩终于脱离了危险。我疲劳地回到家里，心情轻松而愉快，又救活了一个危重病人，这比什么都让人高兴。

　　小儿子王朔出生后正赶上困难时期，我很为他的营养发愁。当时每家都有副食本，白糖、油、肥皂、火柴等都是每月按人口定量供应。记得大儿子对我说：“阿姨偏向弟弟，她总抱弟弟，糖果也多给弟弟吃。”我安慰他：“阿姨同样喜欢你，因为弟弟小，抱他的时间就要多些。糖果多给一块，也是因为他小。”其实，我在不知不觉中也还是偏爱着小儿子。

　　做家长的最怕孩子生病。幼儿园麻疹流行，那时还没有疫苗，而麻疹的并发症很可怕。我从自己静脉中抽出十毫升血，分别给两个儿子每人五毫升肌注，以增强他们的免疫力。后来他俩虽感染上了麻疹，但病情都比较轻。

　　文革时期，各种供应仍然紧张，要靠副食本定量购买，赶上过年过节，我就在休息日动员两个儿子一同去菜市场排队，一个儿子买鸡，一个儿子买鱼，我买肉。我盯着两个儿子的队，快排到了，我便跑过去换儿子，让他去我的队伍继续排。就这样，至少要排上两三个小时，才能把鸡鱼肉全都买齐。

　　1970年，根据毛主席的“6·26指示”，要求各地组建医疗队，我被选中担任小队长，参加第二批北京医疗队去甘肃。院长找我谈话：“你有什么困难吗？”我说：“没有。”当时我心想自己是党员，不能提困难。其实天羽那时还在干校，我这一走，家里两个孩子没人照料。

　　我把两个刚上初中的儿子叫到一起，对他们说：“妈妈要去甘肃参加医疗队，那里的乡亲需要医生给他们看病。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只有你们两个人过日子，哥哥当家，要照顾好弟弟，弟弟要帮助哥哥照管好这个家。你们要按时起床，好好学习，按时睡觉，离开家要锁好门，在食堂吃饭，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

　　在大西北的土地上，我们度过了一轮春夏秋冬，顺利完成了医疗任务。回到离别一年的家，还是像我离开时那样整洁，孩子们的个头都长高了。邻居们对他们的评价很高：“你们不在家的日子里，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哥哥可像个哥哥样了，非常照顾弟弟，这么小的孩子来管家真是太难为他了。”

　　其实这些年来孩子们已经习惯了，妈妈不是去医疗队，就是值夜班，爸爸又是经常出差。六十年代早些时候，有过我和他爸爸同时去“四清”的情况，两个孩子有三个月没有见到爸爸妈妈。说心里话，我也有些难过，孩子们这么小，父母都经常不在身边，得不到家人的温暖与爱。可那个年代的父母都是这样忙于事业，家里再有困难也得克服。

　　大队给每个回京的队员放假休息，我们兴致勃勃地带上两个儿子去长城。从五七干校回来的天羽感慨地说：“今年春节我们总算能吃上团圆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