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这是王朔为自己女儿写的一部书。作者以身在美国成长的女儿为倾诉对象，叙述了王氏家族的血脉渊源、历史遗传以及自我成长经历。作品情感真挚，尤以毫不留情的自我剖析独树一帜。

《致女儿书》

　　这会是王朔的忏悔录和思痛书么？当时写书真是当遗书写的？给女儿写这样一本书，在很多地方惊世骇俗。王朔会是一个怎样的父亲？面请读者一起去阅读王朔答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的问，或许就清楚了。

　　问：《致女儿书》很特别，跟你以前的创作都不一样，直接拿自己说事，怎么突然有冲动要对女儿说自己呢？

　　王朔：心情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冲动，我其实很早就想把过去的生活找个合适的口气一股脑讲在一个故事里，因为它们本来就在一个故事里——我是写自己的那种作者，不虚构，全玩真的，假装是一堆故事挺不诚实的，有点自己骗自己的意思，而且我也烦透了要把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找一个结尾变成过去完成时的所谓创作要求。

　　我从前的小说好多是故事刚开始——譬如一九八七年发在你社刊物《当代》的《浮出海面》——却要在小说里预置结局，因为小说必须有结尾，跟自个儿方自个儿差不多我这么虚荣当然不能犯臭写成大团圆，所以经常廉价地使用“死”这种方式结尾。譬如《空中小姐》——也是你社首刊处女作——其实也不是处女了，中篇处女；但是招来一些埋怨，因为人都活着，还挺好。有点兜售隐私的意思；或多或少感到一点压力听到点议论，也是个苦恼。

　　能不能不编故事了，就跟着生活跑，其实死、散，都是简单的办法，过分戏剧化，好像凡事都有个了结其实人活着，都不死，就要面临一个，以后呢？我也不想写太多小说，重复自己是一件可耻的事，最后写一个小说就完了，把自己来龙去脉交代了——对自己交代。等于实际上我从一九九一年以来这十几年一直在找一个说话的口气，但是一直就找不到，几种口气都不太合适，比如我用第三人称特别客观全知的角度，述说下来一盘散沙，因为好多事情全知角度会非常难受——你并非全知，一写就知道，只能假定读者更晕，看不出幌张儿，这个不是我所欲。用自言自语的口气，就是第一人称吧，写起来也觉得漫无目的，没有对象也就没了倾诉热情，说给谁听呢？有一年有一天，突然好像想起对她——女儿说，她必须听，就有一个对象了；写自己，谁会感兴趣，不是太自信；女儿必须感兴趣，有一个读者就应该是她，也希望是她，曾经仿佛如获至宝找到通道。但是你看，讲来讲去，感情太浓了好像也讲不下去了，讲到那么几万字就讲不下去了。另外，当然其实对我来说更关键的是一个结构问题，你要讲一个很长的故事的时候，结构特别麻烦，根本没可能一个视角讲到底，中间不换角度就有视野狭窄症的感觉。

　　《致女儿书》是对女儿讲的，假装真挚的，很亲昵的一对一的私语口气，讲久了局限性就出来了。原来我想的是对女儿讲呢就有所讲有所不讲，有些话就她的理解力不能讲，或者说有些社会禁忌自然地就出来了。因为写作的时候老觉得不太自由，过去那么多年我们对写作有太多要求以后，自己就有很多束缚，你挣脱束缚的过程特别难受，结果后来《致女儿书》是对我自己女儿讲，这样讲下去就觉得太隐私了，而且讲的时候情绪波动太大，对叙事也不好，好像就跳过很多叙事直接抒情了，太浓了就叙事而言，情绪波动太大对叙事也并不好，好多地方跳过叙事直接抒情，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所以在后来——忘了哪一年，一怒之下就换成《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就换成了别人——方言的女儿，好像情感就能够不那么激动了，所以那个就讲得长点，讲了十六万字，也仍然讲不下去了。因为有些事情也牵扯到其实还是心中有顾忌，好多生活经历过的事情想把它全讲出来，但是你说我再肆无忌惮，我也在考虑社会的接受能力。有些事情社会接受以后反正我也觉得不好，就一直在矛盾，这矛盾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所以就造成所有的东西都写不完，写到一半，那段写的东西全都是写到一定程度找到一个叙事调子以后，叙事到一定程度后就叙事不下去了。最后就形成了瘢痕，索性有写作痕迹就有写作痕迹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作为小说来说，再自由的心态和方式恐怕也没法穷尽生活，我那时候也有个不太对的想法，也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就想把生活全部穷尽在一个结构里恐怕也做不到。比如说写性，我想我现在写我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可以都写了，但是写到一定程度，会出现自己心情不是那么稳定，不是那么肯定，我发现我还是挺道德化的一个人，自己开始审查自己，以一个老古板的眼光，就开始犹豫了，自我否定了，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这个书，我私底下当然认为写得是失败的，在叙事上是失败的，基本上技术考虑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