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不能说有什么错。但是我们在做社会调查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社会变动期，有一类人心理最不平衡，他们当媳妇时还受着压迫，做婆婆时却已经没了威风，两头没赶上的人最痛苦。现在好多人说我们一辈子都这么压抑过来了，现在也没什么性欲了，你们哪能这样啊，在你们的青春期，就知道这事，就能享受快乐，我们岂不是白白牺牲了，白白压抑了？从小压抑，特别痛苦，最后不能正常看待这类事物了。改变周围不可能时，就默认它是正常的秩序，最后欣然接受了。自己先被压抑了，再反过来压抑别人，在我们的社会，这样的循环压抑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应该把压抑减到最低限度，越低越合理。

　　已经没有欲望的，激烈反对，还比较理直气壮。很多人是还有欲望的，但特别激烈地反对满足人的各种各样的欲望，这个就比较虚伪，比较变态了吧。可能压抑太久了，扭曲了。

　　人物周刊：把这些都说出来，但大家不理解，如你所说的，“好心当成驴肝肺”？

　　李银河：确实心情郁闷啊。也挺矛盾，有时候想不说了，为什么一定要替他们出来说话呢？在大多数人眼里，他们就是坏人，是不齿人类的狗屎堆，铲除掉算了。科学研究表明，有3%到4%的人先天就不喜欢异性，但有些人就是很愤怒，为什么你要和我不一样？为什么我喜欢异性你偏偏喜欢同性？打死算了。结果会怎样？我可以什么也不说，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去享受自己自由而平静的生活。如果这就是有些人所希望的，我完全可以这样做。我就是看到别人的权利受侵害，会着急，我们这代人有些理想主义，不能让这个社会这么愚蠢，这么愚昧，这么野蛮。

　　如果我现在18岁、20岁，我可能就一夜情去了

　　人物周刊：在自己的生活里，你能接受多边恋、一夜情或乱伦吗？

　　李银河：多边恋、一夜情、乱伦都太闹腾了，我不喜欢，所以说我憧憬多边恋，完全是违反事实。薛涌在文章里说，既然你不喜欢多边恋，就多讲一夫一妻制好了。许多事我都不喜欢，自己做不到，比如说一夜情、同性恋、多边恋、换偶、参加性聚会等，但作为一个公民，他有支配自己的身体的权利，这是人的基本权利啊。我递交了同性婚姻提案，我就喜欢同性恋？难道我研究犯罪，我就喜欢犯罪吗？

　　人物周刊：王小波如果多边恋，你能接受吗？

　　李银河：也能接受吧。如果他有这个欲望，要去尝试一下别的女人，我也不会特别反对。但是他要是去爱别人，我可能就接受不了。我的线可能就划在这儿，就是是否就爱我一个。如果他还只爱我一个人，他想跟别人有肉体上的关系，这在我的容忍范围内。

　　人物周刊：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你在现实生活里对性的看法？

　　李银河：喜欢一对一，喜欢异性恋，不喜欢一夜情，不喜欢多边恋，不喜欢一对多。信奉爱情，信奉性和爱不要分开。我并不歧视把性和爱分开的人，有相当多的夫妻是把性和爱分开的。我喜欢和自己相爱的人结婚。如果不爱的话，我是不会去结婚的。

　　人物周刊：很传统？

　　李银河：我不认为自己传统。如果我爱的人希望建立一个不传统的人际关系，我也会义无返顾的。我喜欢爱。比如我爱的人希望同居而不结婚，这个就很不传统，如果现实生活中我有这样的必要的话，我不会犹豫的。我喜欢一对一的关系，但我不会听从传统的约束。

　　传统也有歧义。现在有人说，要提倡一夫一妻制的传统价值。可惜，中国的习俗和传统价值并不是一夫一妻制，而是父权制的、是一夫多妻(妾)的。一夫一妻制是西方基督教的习俗和传统，是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才引进的。我们要回到哪个传统上去？有些人际关系虽然不是传统的，但是既然人们有这个需求，把它创造出来，它就有它的功能，不应当排斥它们，固守所谓的传统习俗和价值。

　　人物周刊：既支持多边恋，又坚持一对一，有人说，这是双重的道德优越。你在博客里，好像也急于表明，自己实际上喜欢的是一对一的异性关系。

　　李银河：网上说我什么的都有，说我是淫乱大师，道德沦丧，哗众取宠，标榜自己，现在又说我是双重道德优越。该听谁的？如果我现在是18岁、20岁，我可能就一夜情去了，但我过了岁数，也不喜欢一夜情，把这两个看法并列在一起，就是双重道德优越？

　　多数人群的非理性力量是很残暴、很强大的，就连我为这些少数人群的权利说句公道话都要挨骂，可见这些人的权利是多么脆弱、多么缺乏保护。这难道不是目前中国可悲的现实吗？

　　人物周刊：多数人在现实中的选择，还是婚姻，还是一夫一妻，也有调查表明，多数人的幸福感还是来自婚姻，你的言行是对他们坚持的伦理准则的伤害吗？

　　李银河：秦晖有句话：文化无好坏，制度有优劣。一对一、一对多、白头偕老、不断更换性伴，这些都是文化，没有优劣。不能说异性恋是一等，同性恋是二等，虐恋是三等，所有的性行为都是平等的。但保护所有差异的制度是优的，只保护多数、不保护少数的制度是劣的。我赞同什么，和我选择什么是两回事，你有选择的权利，但你完全可以不选。我赞同一夜情，但没有去搞一夜情，这不是虚伪。

　　人物周刊：你对一夜情、多边恋、乱伦的描述是否太玫瑰色了？可能误导公众。

　　李银河：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它们的弊端，比如加大性疾病传播的几率等，绝没有人为赋予它们情调、玫瑰色，这是对一个社会工作者的基本要求。这大概也是薛涌对我的主要批评。

　　人物周刊：王小波之后，你遇到了比他更优秀的男人了吗？

　　李银河：这个问题我先回避，等我60岁后，我会写回忆录。

　　人物周刊：你可能经常被问到，假如你是同性恋，你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吗？

　　李银河：如果是，我想我应该会公开的。一个中国的同性恋，要不要公开身份，是要根据周边环境、家庭等因素来决定的。对我来说，没有纯心理方面的障碍。

　　人物周刊：你会担心网上一些关于你是女同性恋的传言，损害你的形象吗？

　　李银河：陈丹青说过，他还真希望自己是个同性恋，这样他便对艺术有更多的感悟。其实，我真希望自己是个同性恋，我希望自己能体验更多的东西，可惜我不是，是很遗憾的事。就像猫是猫，总归不是狗，没有谁好谁坏。我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公开地谈论同性恋，会让一个中间状态的人更彻底地变成同性恋；长时间做同性恋研究的，更可能是个同性恋。

　　李银河：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无知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统计都表明，一个社会并不因为它对同性恋比较宽容，同性恋者就增多，也不因为它对同性恋者特别苛刻，同性恋者就减少，而只是说，如果环境宽松，他们更容易进入公众视野，如果环境苛刻，就转入地下。

　　我的博客不是公共厕所

　　人物周刊：我们注意到，南京讲座后，你把博客上的留言功能关了。

　　李银河：至少在我的博客里，我有这个想法，这些非理性的人是不应该有话语权的。本来这些低级、下流、混蛋的话是出不了声的。我不能给它们提供舞台，这是我自己的田地，不能让他们随地大小便，我这儿不是公共厕所。我自己也不看留言。过去我是觉得无所谓的，但现在这些东西越来越肮脏、恐怖了，已经是语言的暴力了。

　　人物周刊：有孤军作战的感觉吗？

　　李银河：我也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明呢？当我发表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时，我在想，潘绥铭的观点肯定跟我一样，但是他为什么不说话了呢？当然，他说不了话，有其他的原因。

　　小报对信息的处理方式也相当让人头痛。挺正式、重大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观点和命题，被处理成低俗、下流的黄色信息，好像这些看法多为大家所不堪，实际上不是，我是深受其害，这次南京讲座就是个例子。有一次，潘绥铭在一个讲座上发表对性工作者调查的报告，第二天报纸上的标题是，潘绥铭号召我们向“鸡”学习。

　　人物周刊：不是正如你希望的，像福柯那样，每说一句话，都是新闻事件吗？

　　李银河：我的工作就是搞研究、出书，并没有责任向公众普及这些观念。我在考虑，以后出去做报告，只从头到尾念稿，不留任何回答问题的时间，不给别人断章取义的时间。我不会说假话，但一说真话，就有人跳出来，照本宣科算了。有些人太没教养，太经不起刺激了。这也不奇怪，性的历史有多长，反性的历史就有多长。有人还说，我们要不要把李银河烧死在广场，把我比喻成布鲁诺，这是对我最高的褒奖，呵呵。

　　人物周刊：你有启蒙知识分子身上那种惯有的自负吗？

　　李银河：有一次在上海，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举办一个同性恋主题研讨会，会上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大法官，是全世界数得着的大法官，他是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他一口一个“my hero(我的英雄)”。他说，当他还是个少年时，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非常苦闷，是金赛博士的报告，给了他生活的勇气。他说你现在在中国做的事，就是金赛博士过去在美国做的事。我就特别感动。

　　浮士德精神似乎是中国人特别缺少的：我要探究窥测事物的核心，我想得到关于整个存在的知识。中国的精神常常是不求甚解，甚至是“难得糊涂”，我对这些嗤之以鼻，这大概就是自负吧。

　　人物周刊：性是你必然要选择的课题吗？在性里面，你发现了中国社会的什么秘密？

　　李银河：最早在美国看到金赛博士的报告时，心里就有隐隐的冲动。那时我已经30多岁了。我只是想描述现状，解释原因而已，没有其他的意图，没有想要和谁去战斗，要改变谁。可性研究必然的副产品，是改变错误的观念，挑战社会。金赛博士就是这样的，1948年出版《人类男性性行为》，1953年出版《人类女性性行为》，美国风气为之大开。

　　我属于50年代出生、60年代进入青春期、70年代谈婚论嫁的一代人。这30年，性在中国是一个怪物。在所有公开的场合，它从不在场；可是在各种隐秘的地方，它无所不在。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当时的社会有阳的一面，还有阴的一面。人们在阳的一面是一副面孔，在阴的一面是另一副面孔；在阳的场合说一种话，在阴的场合说另一种话。而性这个话题绝对属于阴的世界。

　　在那30年间，由于性处于社会的阴面，整个社会的性观念相当扭曲、变态。门内饮酒，门外劝水；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要不就是天真、纯洁、羞涩到幼稚的程度。这就是当时人们在性问题上的典型表现。这种反常的现象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呢？说白了，我就是想搞清楚：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在性的问题上会如此的扭曲、如此的变态、如此的压抑？

　　人物周刊：性的调查、研究对您的个人生活会有什么影响？

　　李银河：最新的统计资料，26%的中国女性不知道快感，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10%)。80%的女人不知道阴蒂，不知道这个获取快感的最重要器官，这太蒙昧了。不应该太压抑自己，这是我这么多年研究最直观的感受。我不刻意压抑我所有的欲望，只要不违反那3个原则，有欲望，我都会去满足。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不直接冒犯主流价值观，可能为你和你的同道赢得更大的话语空间。

　　李银河：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对这个也不是很在乎。我并不是搞运动，不是想发起一场性革命，成为精神领袖。我希望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能帮助大家看清楚，什么是我们正当的性权利，而对性权利的遮遮掩掩，使多少基本的生活常识被遮蔽了，而我们还浑然不觉。现在中国难道不需要启蒙了？在性问题上，中国刚刚走出中世纪，刚刚进入现代的门槛，就这个领域来说，启蒙绝不是陷阱，而正是我们的社会所急需的，也是我辈知识分子的使命。(记者 刘天时 尼克 陈海 姜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