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职业侵占生活,正在成为我们的生活之殇。这是转型期社会的集体症状,不分性别,不分阶层,工作第一、生活第二,作为职场潜规则被规定下来……
我们之中的每一位,几乎都在经历着这一切。身边也不乏让我们震撼的见证。我们为什么允许职业如此侵占我们的生活?
那一天,在办公室,肖菲突然听到罗佳说:“我觉得自己没有了生活。”
这句话让她一震,惊起一层鸡皮疙瘩。肖菲绝没想到,好强、不服输、总是干劲十足的罗佳会说出这句话。而这分感受,竟与自己如此相同。
这相同是由每天中午永远不定点吃就的午饭、晚上做不完的方案以及在京沪之间打着“飞的”当天往返之类的节奏构成的。这相同也是由她们的角色决定的,她们都是公司的业务骨干。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有无以计数的事情等着做。
“你看公司里的小姑娘,天天有时间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下班后不是上那儿去玩就是去这儿吃。我的生活里还剩下些什么?!”聚会,推掉。电影、书籍,搁置。年假,作废。而在每一个24小时里,减掉不充分的睡眠,减掉给孩子和家人所尽的少得不能再少的义务,余下时间就只有工作。这几近无边的责任与付出,最终积累成一种情绪:不快乐!
都是“都市苦命人”
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这样的不快乐!他们戏谑地称自己为“都市苦命人”。这苦命包括:贷款买了大房子没时间享受;办了健身卡没时间锻炼;忍着身体的不适没时间上医院;有漂亮的整体厨柜却大部分时间在餐馆里胡吃海塞些油腻腻的饭菜。工作像大雾一样弥漫在我们的生活中,稍无警觉,就变成了全部。具体可见的是时间的缺失,隐形的却是另外一些东西。
35岁的邓妍,刚刚拿下一单漂亮的销售定单,同事们都对她侧目相看。但这兴奋,和此前长达3个月的焦虑相比,极其短暂。“有多少次,我都陷在彻底的绝望里,带着一定要放弃的念头上床,又在第二天起床时,再给自己打一口气。但我付出的是什么呢?”
邓妍付出的,甚至无法与他人道出。那是镜子里失去女性润泽的脸;是一个人拖着疲惫的双腿打开黑暗房间时的寂寞;是每天早起匆匆喝完中药出发、晚上再喝完中药上床的机械。
“我怀疑自己的生活。这是无趣、枯燥、没有温度的生活。”邓妍甚至认为,那些挣到的钱,在无人分享快乐或痛苦的状态里,毫无意义。心理学认为,人最深层、最重要的情感诉求就是亲密关系,没有它,工作取得再高的成就,也无法让自己真正踏实、安定下来。遗憾的是,“我想建立亲密关系,但太麻烦了。” 它甚至比在职场上的竞技还难。
为了逃避这无法面对的孤独,为了自我价值感的满足,我们像上瘾一样,愈发将更多的精力投注在职场上。
不被接受的“空”和“闲”
“中国夫妇两人都得上班,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做饭。当晚上他们筋疲力尽回家时,在倒在床上睡觉前最高效的做饭方式就是加热速冻饺子。”英国《泰晤士报》在报道投资者对速冻食品行业充满兴趣时如是说。
这黑色幽默,表达的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在如此高速的经济发展中,每个人都认同一件事:不拼命,就被抛弃。但正是如此,职业不仅侵犯着我们的生活,更侵犯着我们的生命。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
比这个说法更残酷的是一桩桩被称作“过劳死”的命案,以及一个个没有被称作“过劳死”却被病魔夺走生命的年轻人。年初,我们已经看到34岁就告别世间的时尚杂志编辑、博客名人原晓娟。
现在,湖南卫视的汪涵,这个因幽默而受人喜爱的主持人,消失在大家视野里近两个多月,又出现了。他因为过度劳累,得了肝病(是不是肝硬化?未承认)。一个累成这样的人,却还在为躲不过去的公众期待、看似不可或缺、很有意义的工作而拼命。他的行为,和那时术后休养中还坚持写博客、接受各种采访的原晓娟有什么区别?
身体已经不得不用停下、不配合的方式给我们警告了,为什么我们依然认为,“闲”和“空”的状态,是那么的不能接受、没有价值感?是谁把这样的观念凌驾于生命之上?
我们慢慢认同这一切
奥修说,生命最完满的存在,是做我们自己。可惜的是,由于对职业所代表的社会价值的高度认同,我们甚至不知道今天的自己,所行所言所拥有的性格,有多少还是出于自己的本性。
当公司高管4年,郑成嘉在最疲惫、最不愉快的时候,常会不自觉地回想没做领导时的自己。她曾是那么自由爽快,爱玩,爱乱开玩笑,敢于仗义执言,最恨逢场作戏。而现在,规则,不,也许是教训,让她日益收敛起真实的自己,甚至从着装上,都能看得出来,休闲、风格化的着装几乎不再穿了,一律由清一色深灰、墨蓝的刻板职业装构成——而这曾是她最恨的。
为了维护领导的尊严,为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了一再要求提高的业绩,她变得越来越不苛言笑。甚至在与先生的关系里,她也不自觉地运用着说一不二的强势风格。不仅是先生,连她都觉得,眼前的这个女强人不是她自己。
身在其位,当职业角色作如是要求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快学会接受。但如果对接受没有警觉,不画一道界线,这些要求就会侵占我们的内心。
“当我们对职业要求过度认同,会把职业的价值观内化到自身,因而波及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中国研究职业枯竭的心理学家许燕教授说,这对关系的伤害可能是无可挽回的 ——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从这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关系里获得支持和能量。
不敢面对的自己
据说,“学校”一词,源自希腊语“闲暇”。这意味着,闲暇和求知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一个过度忙碌的人,不仅没有时间求知,滋养心灵,他/她甚至也无法和自己待在一起。这也许就是忙碌的真实意图:他/她不想和自己待在一起。为什么呢?
“现在,我心里老有一种声音,总有一天,我一定把眼前的生活彻底放弃,我恨死了每天有这么多人,员工、投资方,还有我爸我妈,整天对我充满期待的样子。”张婧狠狠地说着这些话。她早先做销售,在圈内声名鹊起,现在做了个代理公司。
在做公司的阶段,她一如既往地相信,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满足,才有价值,才能推进事业。于是,满足别人的愿望,成了她最强的动力。在一次让人愤怒的官司之后,她从焦头烂额的忙碌中停了下来,一个人跑到柬埔寨静静地想这一切。她突然发现,她内心里有个小孩,从来没被好好地疼爱过,一直被责任、要求和期望压着,连哭泣的声音都被压住了。
“我其实根本不敢听‘她’的声音。因为从小到大,我就笼罩在父亲的苛责里,另一边是母亲柔弱但深厚的期望。我就觉得向父亲证明自己,不让母亲失望是我必须做的。否则,自己确实像我爸说的那么差,也不配得到母亲的爱。”张婧说。
成长先是塑造我们的自我认识。进而,和那无所不在的社会要求伙同一气,将我们体内那个自由自在的“孩童我”紧紧地扼住。那个本性要放松、淘气、喜欢快乐的“孩童我”,居住在一个被强大的“社会我”评判、要求、控制、没有享乐空间的内心世界。我们正好以职业为合理借口,忘掉最初的自己。一个和内在自我分离的人,是无法快乐的。
访问:是没办法,还是我们需要?
成为“过劳模”很可能是我们的内在需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工作上附加了很多的个人意义。
编辑:王小屋 文/采访:肖震宇 秦海楠
职场竞争,世俗化的成功标准,对强者的尊重,还有对职业人层层加码的职业标准,等等,这都让我们对职业侵占选择沉默....。。在心理学家看来,在明显的原因背后,还有一个事实:“过劳模”往往带有强烈的自愿成分!而这很可能是我们内心机制的一种反应。心理学家李子勋认为:“我们在工作上附着了太多的个人意义。”
1、需要不断自我肯定
李薇在家排行第二,上有哥下有妹,她是唯一没在父母身边、被外婆家养大的孩子。为了获得父母对她的爱和肯定,她不停地努力,但那总是一个无法填满的巨大的情感空洞。于是她一心扑在工作上。
在任何团队中,她都是领导不一定最喜欢但却最放心的一个,高度敬业就是她的职业标签。过度劳累,却让她得了抑郁症。
“自卑的感受往往来自从小没得到父母肯定。”上海心理治疗师王裕如说,“工作恰恰最容易提供这种良好的感觉,为了保持舒适感,也为了得到再次的肯定,就强化了这种重复,他们也就很容易成为‘过劳模’。”
2、抵抗身份的焦虑
每个人都有对身份的焦虑:我是谁?我在哪里?等等。
“没有人愿意孤立于群体之外。通过认同更多人认同的价值观——如对职业要求的合理化,我们找到了自己,感到自己确实存在,与他人与社会有联结,身份的焦虑就得到了缓解,甚至消失。”河南大学心理学教授李永鑫说:“这种认同,是通过世俗化的标准和媒体的宣传,内化为我们的需要的,它很自然地变成了我们的标准。为了达成它,我们开始牺牲生活。”
3、对亲密关系或责任的逃避
“过劳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逃犯”:逃避一种不愿意面对的关系,或是一种不想履行的责任。雪莲是杂志记者,她每天都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才回家。 “的确,我对先生已经深深失望。我努力工作,这样就不必面对我们的关系。”而把患哮喘的一岁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工作妈妈高洁在逃避她所害怕承担的养育责任——还有比工作更好的借口吗?
4、获得控制感
很多心理学的研究试验中,动物对自己将要面对的情况有所预期时,它的行为都是很规则的;缺乏预期,就会行为紊乱、甚至生理紊乱。人也是这样,都希望能预知自己的未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侯玉波说:“社会转型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机会,更多的是变化带来的不稳定感,进而造成控制感的缺乏,引发心理冲突。”不断延长工作时间,不断努力做事,人能够在焦虑中获得一定的控制感。
王裕如认为,理解了我们成为“过劳模”的内在需要,会有很大的帮助:“让那些本来潜藏的原因由潜在到明确,是种解构。一解构,你就能够获得自由,也就容易在工作与生活间形成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