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科尔文 最了解卡扎菲的女记者
阅读提示：这次采访后，卡扎菲对科尔文印象不错，再看到她时会亲切地问候：“玛丽，你来这儿做什么呀？”有一次，卡扎菲接受科尔文的采访时，看到她很疲惫，采访结束后，还派自己的护士连夜去酒店探望。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胡婷婷
玛丽-科尔文很有可能会是最后一个专访卡扎菲的记者。今年年初，卡扎菲曾坐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一家海滨餐馆里接受她的采访。
科尔文的提问直言不讳：“你看到那些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没有人反对我。”卡扎菲回答，“利比亚的每个人都爱我，都在忠心耿耿地追随我。”“可现在一半的国土都处在反对派的控制下。”“有吗？我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变化，一点动乱的迹象都没有。”说完，卡扎菲哈哈大笑起来，以一种故作轻松的姿态。
科尔文也笑了，眼前的场景有种她所熟悉的荒诞——这是她数次近距离采访卡扎菲时常有的感觉。
真实诠释卡扎菲
科尔文与卡扎菲认识20多年了，“卡扎菲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王国里的人，他很缺乏安全感。”比起“中东疯狗”、“非洲雄狮”等名号，科尔文的评价更为中肯、可信。
科尔文第一次见到卡扎菲是在1986年4月，当时她身为美国第二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记者。一天凌晨3点，她在阿齐齐亚兵营的地下室里采访了卡扎菲。“那是一次很古怪的采访。门被他反锁了。我不断打开录音机，卡扎菲不断关掉它。”
这次采访后，卡扎菲对科尔文印象不错，再看到她时会亲切地问候：“玛丽，你来这儿做什么呀？”有一次，卡扎菲接受科尔文的采访时，看到她很疲惫，采访结束后，还派自己的护士连夜去酒店探望。
科尔文总能从细节中洞悉卡扎菲身上一些鲜为人知的特点。
他焦躁——“这个平日里神秘兮兮的人曾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他准备把所有南欧国家纳入利比亚的反击范围，然后急切地问我：‘你认为美国政府会怎么做？’”
他感性——“一次，他问我能否要来时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女士的电话。我以为他想跟美国讲和，结果他说：‘我爱她。我想打电话给她，请求她下次上电视时穿上我最喜欢的绿颜色的衣服。’”
他极端自大——“他认为自己是上校、革命家、阿拉伯人、非洲人、民族主义者、穆斯林、诗人，甚至是哲学之王，而每个角色都应该配以不同的服装。”
他喜欢作秀——最后一次采访的房间窗外就是的黎波里海港。“外界疯传他已经逃跑了，所以他故意要让记者的镜头拍下这片背景，表明自己还镇守在这里，领导着这个国家。”
科尔文不动声色又引人入胜的讲述吸引了很多读者，但待在屋子里采访政治强人从来不是她的工作重心，她的任务是常年穿梭在硝烟和炮弹中，她是一名战地记者。
战场上写人性
1957年，科尔文出生于美国纽约附近的一个小镇，她曾经是耶鲁大学英语文学专业的高材生，“那时我想的无非是写点无病呻吟的小说。”大四那年，她参加了一场研讨会，讨论的是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情况的报道，这部美国20世纪新闻业的巅峰之作，深深地震撼了科尔文。
“赫西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让我想去报道真实的事情，也让我相信，这些报道能够改变世界。”大学毕业后，科尔文在合众国际社做了一名夜班记者，没过多久就被派往法国，成为巴黎记者站的主任。
事业风生水起，但科尔文并不满意，她觉得美国通讯社的报道“只注重事实，没有感情”。1986年，她加入英国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并在那里结识了一支驻外记者的精英团队。每当看到他们从国外战场上发回的稿件，她都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于是，她申请去做战地记者。
在科尔文的笔下，炮弹不仅是一个名词，伤亡也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们意味着烧毁的房屋、残缺的肢体、抱着孩子哭泣的女人和士兵眼中一闪而过的惊恐。她说：“我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性。它让处于和平环境的人们也不觉得遥远和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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