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眼战地记者Marie Colvin

　　九死一生 越危险做得越出色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说：“危险似乎对科尔文有种天然的吸引力，越危险，她就做得越出色。”

　　很多时候，科尔文到了一个地方，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记者。不管在哪里，科尔文都坚持和报道对象共同生活。

　　1999年12月，她跟随车臣反政府武装采访时，在极度的寒冷中徒步穿越高加索山，曾掉进齐腰深的冰水里，每天最多只能喝一碗面糊。晚上，她跟十几个车臣士兵挤在一个6米长、2米宽的地方休息。

　　有一次睡到半夜，科尔文被身下的硬块硌醒了，一摸，居然是两枚手榴弹。“这帮亡命徒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很有可能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一起炸个稀巴烂。这种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千百次。”

　　所幸，科尔文活着回来了，并凭借她在车臣和科索沃的报道赢得了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的“勇气奖”，此前，她还曾凭借在前南斯拉夫的报道获得了英国“最佳驻外记者奖”。

　　科尔文其实不需要这些证书作名片，人们只需看到她的脸，就知道她经历过什么，付出过什么——她只剩下了一只眼睛。

　　2001年，科尔文前往斯里兰卡报道战事。她在政府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入境，还设法躲避检查，溜进了反政府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的区域，见到了当时猛虎组织高层的很多人。但就在结束采访准备返回时，她遭到了政府军的攻击，子弹打进了她的肩膀、胸部和眼睛。

　　最终，科尔文在美国大使馆的保护下捡回一条命，但左眼永久失明。科尔文系上一条黑色眼罩，奔赴下一个战场。

　　“有人说我傻，但我不在乎。如果我待在伦敦的办公室里，安逸地喝着咖啡，写一个矫情的专栏，那才叫傻。”

　　科尔文曾在伊拉克的咖啡馆里跟一名战地摄影记者聊天，两天后再见时，他已失去了双膝以下的部分。有些同行只见过一面，再见时已是冰冷墓碑上小小的照片。

　　死亡就这么嚣张地逼近她，她能借以抗衡的，只有信念。“民众有权知道政府、军队以他们的名义在做什么。”“要相信，当你在国外的战场上出生入死时，很多人正等着看你的报道。要相信他们在关心战争中的不幸，并在试图阻止它。”

　　战场上的爱情

　　战场为科尔文带来的也有甜蜜和温暖，那就是她的两场战地恋情。1987年，在两伊战争前线，她认识了来自英国《星期日电讯报》的帕特里克-毕晓普。

　　毕晓普对这个初出茅庐、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一见钟情，向她传授自己的各种战地经验，总希望能演一出“英雄救美”。

　　科尔文回忆：“他常幻想我们乘坐的采访车被炮弹击中，然后他把我从残骸中救出来，这样我就会爱上他——其实我已经爱上他了。”

　　但是，这两名战地记者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我们就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孩子，太专注于战争中的毁灭与死亡，以至于忽略了其它东西，甚至对方的存在。 ”

　　几年后，科尔文又与在巴以战场上认识的西班牙《国家报》记者胡安-卡洛斯-古穆西奥结了婚。可惜这段婚姻也很快走到尽头。

　　战地记者的身份令科尔文无法拥有正常的爱情，甚至无法拥有正常的生活。她说：“在经历了战争、炮火和逃亡以后，我真的很难跟别人谈论什么住房抵押或内衣的流行款式。”

　　“得奖也让我焦躁不安，我始终有一种负罪感，感觉自己是从战争中受益的人。我们把那些人身上发生过的可怕故事榨取出来，然后就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

　　说这话时，科尔文声音沙哑，指间的香烟氤氲缭绕。这个一生挚爱战地新闻的女人，身上从来没有香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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