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气的西蒙已经离开普华永道了。无数个午夜和凌晨，他曾千百次地回想自己离开时的情形。那天，当离别真的来临时，他还是不能免俗地有一点惆怅、伤感和无尽的感激。 西蒙对记者说，对普华永道，他犹如一朵浪花之于一条大河。普华永道塑造了他最初的职业性格，甚至会影响将来的职业轨迹。而他留给普华永道的呢？如果有的话，充其量也就是一小串涟漪，在大河不断奔腾向前的过程中，终会归于平寂…… 在这个初冬的季节，西蒙讲述了他的职业经历。
第一次亲密接触
2001年10月20日，普华永道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宣讲会。虽然我当时对审计并无多少了解，但是觉得这个公司还不错，于是决定试试手。令我意外的是，求职过程十分顺利。由于准备还算充分，我完成在线简历填写投递大概花了一个半小时。没几天，英语笔试的通知就来了。笔试的难度和六级差不多，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我被通知去嘉里中心面试。面试我的是一个女经理，谈论的话题从我简历上陈述的一些事项开始，先用英文、后用中文，大概45分钟左右。接下来的谈话内容并不涉及很高深的专业知识，对审计方法的讲述和讨论也是泛泛而谈。因而在大约25分钟的英文交谈中，我并没有如坐针毡的感觉。交谈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应该是，在对普华永道的审计理念和方法不是很理解的情况下，如何始终保持微笑并选择在适当的时机颔首示意。
勇闯“Assessment Center”
接下来，我有幸参加了普华永道人事部门最引以自豪的——Assessment Center。
“Assessment Center”是一个持续5个小时的系统测评过程。我被领到一个长桌边坐下。一个主持人坐在长桌一端，10个候选人分坐在两侧，自然形成五对组合，边上有两个考官旁听和观察。
第一环节：在规定时间内先用英文向对方介绍自己，然后由对方用英文来介绍你。介绍的同时还需要在一张大白纸上画图，来表现被介绍人的特点。这是一个热身环节，主要用来活跃气氛和熟悉对方。
第二环节：五对组合依次抽签，每组两人各抽到一个相反的辩题。在规定时间用英文立论，然后用中文辩论。我已经记不清当时具体的议题，只记得好像和现代科技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关。我凭着可怜的一点科技史的记忆在胡扯。坐在我对面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一个瘦高个男生。这位仁兄的英语不错，至少他让我听懂了他的立论。我们俩“配合”得很好，一方立论的时候，另一方洗耳恭听，不时地还在纸上划两笔。而且，谁都没有死死揪住对方立论的“死穴”往死里问，基本上你说几句我也回几句。两人在貌似紧张激烈实则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将辩论进行到底。我旁边的一位清华女研究生则将她对面石油大学的一个小伙子问得张口结舌，近乎无地自容。后来，我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瘦高个都拿到了offer，但清华女研究生和她的“对方辩友”好像都没有拿到。
第三环节：我认为这个环节是整个测评中最精彩的。10个人各抽一个信封，内有三张纸条，分别提供了有关一个凶杀案的时间、地点、事件、人物关系等诸多信息，其中有真有假。我们需要在半个小时内整理和分析这些信息，去伪存真，最后找出真凶，并说明其动机和案件的全过程。这绝对是对大家反应速度、沟通技巧、分析能力、工作效率和团队精神的综合考核。由于过程的紧张和激烈，我已经对当时的具体情形没有什么印象了。只是模糊地记得桌子上纸片乱飞，大家说话都像是吵架，写字则像是画画。我提议画一个树形图来梳理人物关系，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点得到了考官的青睐。我很幸运，我们这一组在规定的时间里圆满地解决了所有问题。后来我听说，有的组为“谁是凶手”的问题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而分成了两派，最后只好交出两个答案来。
第四环节：每人与一名考官一对一面试。在用汉语进行了机关枪式的辩论和“破案”之后，我的舌头已经有点打结，脑子更是混沌。这个时候再要用英语来面试，对我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面试我的就是后来负责带我的“罗老师”。我很走运，他在我坐下之后就用汉语介绍自己，让我长舒一口气。“罗老师”很和善，基本上没有问我刁钻古怪的问题。我们的交谈甚至可以看作是有关普华永道和审计事业的一次轻松愉快的聊天。
我这组的“Assessment center”从下午2点开始，一直到晚上7点多才结束。走出嘉里中心的时候，我有种身心俱疲的感觉。“Assessment center”让我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对我以后经历的各种面试都有着指导作用。
接到offer
大约两天之后，我就接到最后一轮由合伙人面试的通知。据有经验的会计系同学介绍，普华永道最后一轮面试淘汰率极低，基本上是走过场。但我不敢怠慢，把所有可能会问我的问题都简要草拟了一个中英双语的答案。
面试我的合伙人是Kevin Zhang。这是一次让我获益匪浅的交谈。Kevin向我讲述了他在普华永道的奋斗和成长历程，列举了在普华永道取得成功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鼓励我树立远大的人生志向，从现在起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这次谈话是我经历的普华永道这个系列考核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
这次谈话使我对普华永道的印象渐渐清晰起来：一个专业的，在行业内居于领袖地位的事务所，沉稳、高效、人性化，讲求团队合作。这里的人亲切而友善，气氛融洽，这让刚刚走出校门即将面对复杂社会不免有一丝惶恐的我感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温馨。最后，Kevin当场向我表示祝贺，一瞬间的茫然之后，我明白我已经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新丁渐入“疯”境
“四大”工作辛苦是出了名的。在拿到普华永道的offer之后，就有一个在安永实习过的会计系同学在吃饭的时候善意提醒我：“趁现在赶紧多吃点，不然到时候我怕你会变成芦柴棒……”他看我的目光仿佛我是当年去美国西海岸修铁路的华工。
我参加的第一个项目是大型货运代理企业海外上市中空运业务的三年加两期审计。作为新人的我，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很简单：把空运业务下属40多家公司的固定资产明细分类汇总，按年度做出五张汇总表格。在学校的时候觉得整个Office软件就是那么回事，看看“帮助”什么的很快就会上手，但真正用起来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看到一位前辈给我演示了如何设计这张汇总表之后，我发现自己基本上属于Excel操作的“胚胎级”选手。
对于我这样的新人，前辈们都很照顾：我做的基本上都是些非常基础和简单的事情，我尽可以问一些等我得到答案后会怀疑自己智商的问题，我的任务通常没有什么deadline。工作的初始阶段就像一个减压舱，让我逐步地适应新角色，渐进式地找到职场感觉。
经过两个月的热身，我慢慢进入状态。我下班的时间开始从晚上6点逐渐向后推移直至凌晨，并由周一至周五渐渐向周末延伸。我开始频繁地在午夜时分走出国贸大厦。经常在国贸门口“趴活”的出租车司机有两位跟我已经很熟了，见我上车都不用问去哪就直奔目的地。困扰我很久的晚上睡不着的问题再也不存在了，我基本上可以一到床就睡着。我发现5件衬衣根本不够我周转了，因为很多个周末我都没时间也没力气洗衬衣了。这个时候我才回过神来，在大学里你可以一晚上不睡，第二天连考两门专业课，并取得好成绩。但是考试那段时间，如果天天晚上不睡的话，估计我大学就毕不了业了。
尽管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还是不免在原本属于我每天床头阅读时间的23点左右开始出现焦躁甚至是癫狂的症状。具体表现为：把2000年底的数据看成是2002年底的，然后去质问别人，为什么和2001年底的数据相比变动这么巨大，连趋势都变了；前辈告诉我一个7位数的数字被我敲成了9位数，把他惊得差点一口茶喷在键盘上；在关掉一张刚做完的表格后，电脑问我是不是要保存，我毫不犹豫地准备点下“No”时，幸好前辈就在身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我的手扒开，重重地点下“Yes”，然后长舒一口气，心有余悸地教导我说：“以后，过11点了关表格文档前都要深吸一口气，三思而后行，知道吗？”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个好习惯。
职场强人初长成
在普华永道一年的工作经验足以让人受用半生。比如提问的时候要先做功课，不可以想也不想就去问。可以问“能不能这样做”而不能问“我该怎么做”。这逼迫我在面对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的时候，总是先自己去寻找解决的办法，逼迫我不断思考，不断发掘自己的潜力。我总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对几乎无限的工作量，因此必须学会分清轻重缓急，学会合理安排时间。
在令人窒息的工作压力下，在一次又一次挑战自己的极限后，我们变得坚不可摧。一次KATE修改一份数百页的报告至午夜，她电脑里的Word程序突然崩溃，那份几近完工的报告顿时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来修复都以失败告终。这意味着她一下午加一晚上的辛苦努力都已付之东流。看见KATE眼里闪过的一丝绝望，我都已经不知道拿什么语言来安慰她。以为她会抱头痛哭，我连纸巾都为她准备好了。哪知道她居然“咯咯”笑了起来，笑得多少有些凄凉，说了句：“这回撞大运了”。然后找到中午保存的那一版报告，从头再来。后来听说那天她一直做到了凌晨5点，确保了报告在第二天修改完毕，从而保证了接下来工作的顺畅进行……
同时，我们可以从容应对各种各样的客户了，没有谁可以质疑我们的工作能力。客户往往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地罗列出上百条理由来解释他们某种会计处理方法的合理性。我们一般会平静的洗耳恭听，然后在客户口干舌燥，刚想喘息的时候，马上援引财政部颁布的《关于XXX的通知》中第XXX条对于上述交易的会计处理的规定，明确无误地告诉他们这种处理方法即使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如果客户还想“困兽犹斗”，我们又会列举出证监会给出的若干条款解释，强调我们的判断的不容质疑。在我们强大的政策攻势下，最终客户不得不同意在我们的调整上签字……记得有一次，客户的财务处长签完字后，嘟哝了一句：“唉，我觉得自己怎么跟杨白劳似的？”我一脸微笑，扬了扬手里的调整汇总表，答：“此言差矣，你是杰斐逊。这可不是卖身契，这是独立宣言！”(文/许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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