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苏北乡下，母亲居家务农，没有收入。父亲在乡办厂上班，80年代初，全家就靠他每月36元的工资过日子。1982年，我在南京念书，那年放寒假前夕，家里给我寄来50元钱，并附言说：“这钱寄给你，一是买回家的车票，二是余下的钱，再买套新衣服回来过年。”当时，我依照信中的吩咐，高高兴兴地去邮局取钱，然后，到鼓楼百货商店买衣服。在商店里，遇上一位“好心”的中年妇女，她主动帮我挑选衣服。那时，我尚无防盗的经验，对人几乎不存戒心，结果，让她拿走了50元钱而不知，直到我穿着新衣服从试衣镜处返回柜台准备付款时，猛发现，50元钱和那妇女一起失踪了。这是我头一回丢失的“巨款”，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五雷轰顶。接下来是一阵瞎忙活，又是向柜台营业员诉说失窃的事，又是四处寻觅那妇女的踪迹。

　　在乱折腾一番后，终于垂头丧气地回到学校，匆匆地写了一封信寄回去。大意是：钱丢了，今年寒假我不打算回去了，留下来，看守校舍。没过几天，我又收到了一封家信和50元钱，信中说：“丢了50元钱不要紧，现在再寄50元钱与你，只要你平安归来回家过年就行。我已和你母亲商量过，你若不回家过年，我就和你母亲一起去你那儿过年。”这封信念得我哑然失笑起来，我知道我母亲在她大半辈子的生活中，到我家所在的乡镇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到我家所在的县城还从未去过，现在要到南京城来过年，岂不是天方夜谭。

　　我知道我父亲说的是“狠话”，从这“狠话”里，我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盼子归来过团圆年的焦急心情。信中无一句责怪埋怨我的话，这使我颇感意外，我知道父亲向来是勤俭持家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父亲有时能吝啬到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地步，可是，他也有大方的时候，而且能大方到掉了50元钱却一点不在乎的地步，这是我的新发现。

　　回到家中时，我感觉到他们仿佛互相约好似的，不但父母，就是姐妹们也一字不提我丢钱的事。家中是一派浓厚的忙这忙那迎新年的气氛。唯一不协调的是，我奶奶拉下脸端坐在屋里，半天也不动一动。她平时和三叔一起生活，按惯例，在年底我父亲要将养她的钱主动送去，若不及时送去，她就会上门来像这样拉下脸来静坐，我们将蒸好的馒头、包子送给她吃，她一概不吃也不理。而父亲则像热锅上蚂蚁似的，急得家里屋外团团转，他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到何处去弄笔钱来给老母亲。奶奶的冷若冰霜和父亲的焦急，使我陷于深深的自责中，我心里清楚，一定是父亲拆东墙补西墙，挪用了原先预备给奶奶的50元钱。现在，因为我的过错而造成了一时无法填补的亏空。后来，奶奶终于拄着拐杖走了，我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将奶奶打发动身的，当时也没敢多问，直到今天，仍是我心中的一个谜。

　　我从南京电校毕业后，先分配到苏南，后又调回苏北。无论在何地工作，无论是单身汉，还是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每年春节我都要回到乡下和父母一起过年。因为当年父亲以罕见的慷慨之举教育了我———“要回家过年”，这句寻常话语已使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李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