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了，远走他乡。因为他表示不会再和我在一起，我忍受不了孤独地被人们指指点点的日子。假如他要能给我哪怕一点点安慰，我也会奋不顾身地再投入他的怀抱，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

　　可是，没有！他又回到我们那个书店去当经理，为了表示悔过，还把老婆孩子都给接到市里来。我从一些写反右和文革时期的爱情小说中知道，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

子除了会写深刻检讨外，什么也不会。你千万别说我偏激，我是从我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的。(笔者很惊讶她能对知识分子做出这样的总结，“实话对你说，我认为即使是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这德行还保留着。”笔者肯定地告诉他，这是笔者做为一个体力劳动者调入大学后十多年来的总结。)

　　我离开白城子时身上带着三千元钱，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三千元不是一个小数字，我看过中国几个大富豪的发家史，他们有的创业当初还没我这么多钱呢。不过，我发家的经历没他们那么复杂，什么练摊啊，做倒爷啊，当二道贩子啊，我一直都是做书，别的我干不了，也不想干。

　　我先是在长春卖书，以我在新华书店卖书的经历，摆个书摊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我用一个远亲的身份证办理了个体卖书的营业执照，然后买了辆板车，像我们当初下乡送书一样用绒布装饰一下，写上“爱情专柜”四个大字，连买带赊，搞来几百本爱情小说和什么《知音》、《家庭》、《婚姻与爱情》之类的杂志，往上一摆，就拉到了斯大林大街的路口。

　　头三天真不错，卖出去两百多本，有了四百多元的纯收入，这可比我在新华书店干强多了，在那一个月也挣不了四百元，怪不得稍微有点本事的人都不干铁饭碗了。在我花一百元租的小平房里，我计算要是这么下去，我一年不是就能有几万元收入了吗？这样，第二年我就能开书店了。

　　没想到，第四天我的美梦就被打碎了。不，还不是工商税务和市管那些大盖帽，是几个彪形大汉，来到我的书摊前，不由分说就把我的书刊都给撕了，然后扬长而去。我的本钱立刻全没了。

　　我坐在街头嚎啕大哭，破口大骂，可没人理睬我，连那个管交通的警察都不看我一眼，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就不哭不骂，拉着板车回家了。然后我就打听这是怎么回事？几天之后，我明白了，原来我没向这一带的地头进贡，所谓坏了规矩。我连忙找到了那个哥哥是警察局一个科长的地头，斯大林大街一带的个体户都把他称为虎哥，不拜他就绝对做不成生意。我见了他，希望他高抬贵手，承认我初来乍到，不懂规矩，但我已经没钱上贡了，以后赚了钱一定孝敬。他看我确实没什么油水，他也不像影视剧中描写的黑老大那样凶恶，只是让我去找他的手下，那手下是专门负责个体书摊的。我又找到这个人，出乎意料，这个人文质彬彬的，听我谈了为什么会来省城当个体书贩的经历后，居然很同情我，而且再听我讲了很多对爱情小说的看法后，当即决定免除我的保护费。

　　我想起了一部小说中文弱书生被生活所迫，沦入匪窝而爱上一个女土匪的故事，我像第一次委身给那个经理一样，又主动要求做了他的情妇。当然，我这次不纯粹是爱，也有让他当我的保护伞的念头，不过，这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想体验给书生型的黑老大当情人的快感。

　　本文选自《伪装的幸福：中国女老板情爱实录》一书，九州出版社/出版，晓剑/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