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是的，他们念他们的部分，你念你的部分，就像这样，所以一切都很不一样。但我所看见的中国的变化是我印象最深刻的，20年后的现在回顾起来，不仅仅是建筑这些经济方面的变化，我感受最深的是人，那时你见到中国人时，彼此都觉得对方像是外星人，但现在不是了。

　　从成立时起，应该工党的选民阶层就是劳工阶层和工会，它的理想是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当布莱尔执政之后，他发现如果过分强调政府的功能，或者过分的抬高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时候，就会遏制经济发展的活力，于是，他提出了所谓“第三条道路”，即不再以政治的左右来区分路线，而是把有责任的政府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更好的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中国人也正在进行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异曲同工之处呢？

　　杨澜：您通过“第三条道路”改革了工党，而同时您也注意到了中国从过去的守旧的社会主义思想，转向了更为实际的自由市场和对外开放政策，您觉得这二者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吗？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布莱尔：是的，的确很相似。在西方我们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你创造了工业革命的市场力量，在20世纪飞速发展，达到了一个很强大的状态，然后产生了一个反作用力，而导致了停滞不前。我认为在21世纪，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必须平衡，国家力量和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部门，此外你要求国家来组织经济服务，但是这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公共的、私营的，还有志愿的，我觉得中国的方式非常与众不同，它似乎经历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发展，人们觉得这都是国家控制的，一切都很统一。但现在在国家与私人经济间出现了一种平衡，这两种力量如何融合仍然存在争议，但这种概念，我把它叫做“第三条道路”我觉得对现代政府和经济是比较明智的。

　　或许正是由于布莱尔所说的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的道路在探索上的相似之处，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1998年4月访英的时候，刚见到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就握住了他的手，叫了声“同志”。

　　杨澜：朱镕基总理曾经称约翰-普雷斯科特副首相为同志，有这么回事吗？

　　布莱尔：是的，约翰喜欢他这么称呼他。约翰代表是传统的工党风格，他喜欢被称作同志。事实上这是我们工党(与中国的)另外一个连接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即承认新中国，这很重要，约翰在这点上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问题对中英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减少。而布莱尔带领的英国工党新政府上台后，积极调整了对华政策，并借香港回归的契机与中国政府共同努力使中英关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得到较大改善。1998年10月6日—10日，布莱尔以首相身份第一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那次访华，江泽民主席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这位年轻的英国首相。

　　布莱尔：我记得我第一次会见江泽民主席时，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是他开始讨论莎士比亚，这让我大吃一惊。我本来是打算跟他聊聊国际事务的，但却说起了莎士比亚，这很有意思，也很出乎我的意料，结果我发现他非常了解英国文学。

　　杨澜：但是一些政治对话的内容应当更为有政论性，我记得您第一次正式访问北京时，在原计划中您和江泽民书记的会见只有半小时，但是您却说了一个半小时，是关于西藏问题。

　　布莱尔：是的，我发现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和中国的对立有时比较严重，我觉得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不逃避谈论这一点，他们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在那次与江主席的对话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以为我会触及他的底线。

　　杨澜：遭遇冷脸相对。

　　布莱尔：是的，但是他却说：我跟您说说中国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吧，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我们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有点复杂，人们一直关注这点是很正常的，但是现在他们很乐意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关注和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这样西方能从中方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这很能理解，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它完全专注于本国发展，带领人们摆脱贫困，就像我们现在来北京或者上海，人们一不小心，你就会跟人们去纽约或者华盛顿时犯同样的错误，说我去过美国，美国有很多很多地方，对很多人来说，纽约和华盛顿是最不能代表美国的地方，同样的，在北京和上海，你可以去那里，就以为自己了解了中国，但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他们要面对这么一个现实，必须专注于几亿贫困的农业人口，怎么让他们脱贫，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个一个纯粹的经济发展过程，所以政治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布莱尔的1998年访华之行打开了中英关系的新局面，也就在那一年，他为改善中英关系做了许多有创见性的工作。包括中英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双方要致力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布莱尔利用在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机会，促成了首届中欧首脑会议在伦敦举行；他还亲自倡议成立“中英论坛”，成为两国非官方沟通渠道；他积极协调欧盟以集体名义不再在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提出针对中国的人权议案。

　　杨澜：所以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了解，有助于改变您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这样的吗？

　　布莱尔：是的，对我来说的确如此。你必须了解你要打交道的对象，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随着我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和宗教的关系，比如儒教、道教、佛教，这些对于外国人(是无法理解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举世震惊的一件大事。作为外来者，如果你对此不甚了解，大脑里没有什么印迹，根本不知道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脱离实际的，所以人们需要知道中国不是简单地就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成为了记忆。这是对其根源的一种重新发现，对1949年前的一种重新审视，以及对未来的影响。

　　二  关于中国年轻人——

　　“这种开放与自信是我20年前来中国是看不到的”

　　正如布莱尔自己认识到的，要站在中国的角度看问题，才能在与中国交往时多一份理解。正是在他担任英国首相的这十年里，中英关系发展迅速，一些媒体甚至惊呼：中英关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这样的对华友好政策也在他的继任者布朗身上体现。当前，双方共认中英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英国目前是欧盟在华的最大投资国，2008年，中英的双边贸易额高达近600亿美元。不过比起双边贸易，布莱尔更看重的是中英两国人民的交往。

　　布莱尔：有趣的是没有人与人或者文化层次上的交流，其它很多与经济、科技、政治相关的东西就不会有太大影响力，所以有意思的是比如我们努力吸引中国学生去英国，现在的确有不少了，我们从建立中国和英国的大学的联系入手，通过英国委员会进行艺术文化的交流，这是人与人的交流，实质性的交流。有成果、有数据，这非常重要。

　　杨澜：您是否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么一点，您的政府应该保证，中国去英国留学的学生数量要超过第二大国法国。

　　布莱尔：在这一点上我很真强好胜的，实际上我的目标是希望慢慢赶上美国，美国的签证政策其实是很严格的，我跟他们说，对世界的某一些地区，我们应当严格把关，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中国学生(去英国留学)。

　　2007年6月，布莱尔宣布辞职，离开了他工作了10年的唐宁街10号。尽管因为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作为一位有个性，有特色，也有作为的领袖人物，布莱尔在英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他的重要地位。特别在对华关系方面，布莱尔始终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英国在任的首相三次正式访问中国，布莱尔是第一人。卸任之后，他与中国的交往更加密切了，2008年一年他就多次来到中国。

　　杨澜：在卸任后，您可以以私人身份更为随意地参观中国和接触中国人，您有没有发现和之前所认识的中国不一样呢？

　　布莱尔：的确有点不同，我现在来的更多了，呆的时间也更长了，我开始了解中国人，开始有了中国朋友，我开始着手去了解中国的年轻一代，这很棒。我非常喜欢这么做，所以不久前我去了清华大学，发表了一个演讲，我回答了他们的很多问题，讨论气氛很热烈。

　　杨澜：这有没有让您想起您叛逆的大学时代呢？您当时担任过乐队主唱。

　　布莱尔：我觉得那时糟多了，留着长发，我觉得你可以从年轻人身上对中国有较深的了解。

　　杨澜：比如？

　　布莱尔：他们非常开放、好奇，而且很自信。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和压力，在中国年轻人的压力很大，他们需要成功，要做得很好，而且你越是成功，压力就越大，但是这种开放与自信是我20年前来中国是看不到的。

　　三 布莱尔的视角——

　　我们可以帮助中国拥抱世界

　　虽然在经济上中国的实力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但是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却似乎依然存在障碍。2008年4月6日，北京奥运会的圣火传递到英国，却受到藏独分子的阻挠。现任中国驻英大使傅莹曾经就圣火在伦敦传递受阻的事情写过一篇文章，2008年 4月13日发表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文中说，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杨澜：也许你还记得当奥运火炬接力在伦敦受到干扰时，在中国人们非常震惊，对此强烈抗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存在理解上的鸿沟，您怎么去弥合它呢？

　　布莱尔：在当代社会，很多的媒体往往不正确地夸大其词，说得不一定正确，呈现出来的东西会吓人一跳，就像我以前在英国对人们说的那样，我们要在2012年举办奥运会，如果有人要干扰它的话，我们肯定会阻止他们，这不是说在英国人们就不能抗议政府，完全同意政府的这样或者那样的政策。但是如果因为你不同意中国政策的某些方面，就去抵制奥运会，那当我们在2012年举办奥运会时会怎么办呢？有人也会说，我们抵制英国奥运会吧，问题是人们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而不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我想跟你说的是，奥运会是个很好的例子，无论奥运会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但是奥运会本身是非常成功的，真正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它整体的影响是巨大的、积极地，最后这些不好的东西都消失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从中所学到的。

　　2008年8月，布莱尔携家人在中国观看了北京奥运会，回国之后，布莱尔在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我们可以帮助中国拥抱世界》。文章中关于他所看到的中国的未来他是这样写的：奥运会标志着一个新纪元———中国的开放进程已无法逆转。随着现代化中国的形象变得更清晰，对中国的无知和恐惧将会逐渐淡出。权力和影响力正朝东方转移。

　　杨澜：您说过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您觉得世界应当如何对待这一点？

　　布莱尔：对于西方人来说，的确很难接受东方的崛起。

　　杨澜：为什么呢？有点让人紧张吗？是因为你不了解这种力量吗？

　　布莱尔：是的，同时因为历史改变的太快了，不是吗？

　　杨澜：太快了。

　　布莱尔：世界就是这样的，抱怨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我发现有很多东西让人兴奋。我觉得东方的崛起让人很兴奋，但这需要西方人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你成长在，比如我出生于50年代的英国，仍然是战后时期，二战遗留的影响仍然是世界性的，世界的统治力量是美国和前苏联，而中国把自己与世界隔绝了起来，现在你们飞速发展了50年，现在的世界完全不同了，如果回到我儿时的年代，有人问中国和英国，哪个更重要？人们很可能会说是英国，但现在你不能这么说了，我们都会有自己的明天。现在我们开始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认识到了现实我们和中国在未来的关系，应该是高品质的合作，而不是我们以前想的那样，觉得我们是西方大国，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杨澜：这是您让您儿子学习中文的原因吗？从七岁起就开始学习了。

　　布莱尔：他们学校有汉语课，所以他就开始学了。

　　杨澜：他回家后会说些新词吗？

　　布莱尔：是的。我对孩子的要求是，去看看中国，因为你看到了今天的中国，你就看到了未来，这很重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争论占据了主要舞台，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东西方的政治家们不约而同的都采用一种务实的态度，来制定国家的政策，而这其中，中国的实践恐怕是最引人注目的，她的持续的高速的发展，让许多经济学家们大跌眼镜，而她的社会进步也屡屡一些评论家悲观的预测，十几亿的人口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不断的追求社会的进步和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践。就像托尼-布莱尔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