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栋 新加坡现任总理，1941年出生，早年就读于新加坡大学和美国威廉斯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财经界任职，1976年当选国会议员，进入政坛，80年代先后担任新加坡卫生、贸工、国防部长以及副总理等职务，1990年，吴作栋从李光耀手中接棒，成为新加坡第二任总理，两次连任至今，在他13年的执政生涯中，新加坡人均GDP实现了近一倍的增长。

　　串：大家好，我身后这栋白色的建筑叫Istana，它是一栋殖民地风格的建筑，曾经被用作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的官邸，在新加坡独立之后，它成为总统和总理的办公地点。1990年至今，吴作栋担任新加坡总理，在这期间，他带领这个国家经历了一系列的困难和危机，我有幸在这里采访了他。

　　杨：在你担任总理的13年里，你经历过许许多多危机，比如亚洲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周边国家的政治动荡、然后又是SARS和恐怖主义，哪一个是最棘手的、最严重的危机？

　　吴：我认为最严重的危机是SARS危机。

　　杨：把它和亚洲金融危机相比，你觉得怎么样？

　　吴：亚洲金融危机是一次经济危机，而且新加坡受到的冲击并不大，我们的货币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衰退的经济你可以加速发展，失去的钱你可以赚回来，但是当SARS来临时，你面对的是对生命安全的恐惧，这是性命攸关的。所以我们试图让人们放心，我们正处于最高的戒备状态，那个时期，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非常恐惧。因为我们不是对付我们一开始就能理解的东西。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我们总是有着脆弱感，假设SARS在新加坡泛滥，对中国来说只是一个城市，而对新加坡来说，就是整个国家被SARS感染了。再假设恐怖分子策划的7起爆炸都发生了，整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同样在经济上我们也非常脆弱，我们的贸易额是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所以如果全球经济衰退，新加坡该怎么办？我们没有粮食，没有种植粮食的土地，我们该怎么办？因此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我们总是有一种脆弱感。

　　杨：你认为现在新加坡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是打击恐怖主义还是发展经济？

　　吴：这两个方面要齐头并进，我们最迫切的问题当然是恐怖主义，不久前东南亚就发生了爆炸事件，这给我们拉响了警报，这会使来东南亚投资的人信心大减，所以迫切的问题是恐怖主义，我们必须打击它。

　　解说1：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共存的移民国家，种族关系在新加坡一直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在

　　杨：我们知道伊拉克接连不断地发生了爆炸和暴力事件，为什么你作为第一个亚洲国家，选择这个时机把192名新加坡人送到那里？你是否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

　　吴：不，我们很早就打算要派人员前往伊拉克，并不是因为那里会发生爆炸(而推迟)，我们几个月前就做出决定，我们知道有风险，我们是跟随美国总统布什前去重建伊拉克的，这肯定是有风险的，但是冒险是值得的。

　　杨：你有没有意识到对伊拉克战争的不同看法，使得新加坡国内以及周边国家的穆斯林开始对你(采取)的政策不那么友好了？

　　吴：我们从很早就知道有这些风险，当“9•11”事件发生后，我们破获了一些恐怖主义的阴谋，他们要在新加坡的7个地点安放炸弹。

　　杨：你非常震惊是吗？

　　吴：我非常震惊，因为没人会想到新加坡人也会参与到恐怖事件中去，他们都是温和的穆斯林，在新加坡安居乐业，我们并不知道有些人已经受到来自新加坡之外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并不是攻击新加坡，他们计划攻击的是美国、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一些目标，而这些目标在新加坡境内，如果我们对局势处理不当，我们就可能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造成误会。所以从很早开始，我们就召集了新加坡国内各方面所有的领导人物，包括宗教领袖、风俗领袖，向他们解释我们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一小部分人引起的，他们声称信仰伊斯兰教，但并不是真正的积极的伊斯兰教，所以我们采取的行动不是针对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的，这很明显，我们不是在向穆斯林或伊斯兰教宣战。

　　解说2：与权威、强硬的前辈相比，以吴作栋为首的第二代“守成者”采用更多的是宽松和渐进的方式来解决难题，不过，即便如此，在遭遇接踵而至的全球经济低迷、恐怖袭击事件以及SARS疫情之后，曾经辉煌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如今也陷入到几十年未见的经济低谷，2003年的前三个季度，新加坡经济比2002年同期相比，下滑了0.2% 失业率一度高达5.9%。

　　杨：根据你的预期，新加坡的经济完全恢复还需要多少时间？

　　吴：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摆在眼前的问题，也就是现阶段的经济增长，谈到这个短期的问题，我预计在2003年下半年，经济会有所恢复，2004年会有不错的增长，我说“不错的增长” 是指3%到5%的增长率，与2003年的1%相比，应该算很不错了。第二个问题就是长期的经济问题了，对于世界发生的变化，我们该如何调整以保持竞争力，这就需要调整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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