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实双旗镇就是讲，其实并不是刀法把对方战败，其实是精神的胜利者。你想一个大人杀无数的人走到一个孩子面前的时候，孩子并不退却。那个精神世界大人的精神世界就垮了。

　　杨：当时花了多少钱拍《双旗镇刀客》？

　　何：当时110几万吧，超了预算，然后制片厂就要扣我三年的工资。

　　杨：你那时候一年工资多少？

　　何：没多少钱，一个月是60几块钱。

　　杨：扣你三年工资也于事无补。

　　何：对，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已经要有小孩儿了，所以都需要花钱。没有钱，那我把小时候我拉的手风琴都卖了，小时候那些东西能卖的都卖了。

　　杨：那能换多少钱？

　　何：那换多少钱？反正就一个月一个月那么算。然后完了，《炮打双灯》的制片人来了，说，你能不能拍？那我把那放下，赶紧先去拍《炮打双灯》。拍完了就说，我把我的财政的这个困难这个阶段先度过去。

　　解说：在采访中，何平一直显得相当地低调和冷俊，但是从他眼底偶尔流露的光芒我看出，他其实心里是非常在意的，或许正是这股长久隐忍和不甘服输的劲，把他推上了1990年日本夕张国际冒险与幻想电影节的奖台，《双旗镇刀客》获得了当年的最佳影片大奖。

　　何：那个时候，我为什么我比较激动，就是说，一是自己想拍的第一部自己想拍的电影拍完了，拍完了以后，那时候厂里也不给你出钱，那去日本都是自费，他还扣我三年工资呢。然后又不花钱印海报，全我自己弄钱，放剧照，往日本那儿弄，最后反正就去了，去了以后我挺高兴的，就反正拿了(这个奖)。

　　杨：好像这个奖杯还非常有讲究？

　　何：对，这奖杯是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法国雕塑家的作品。

　　杨：据说当时是现场把你的名字刻在那个奖杯上的是吧？

　　何：对。他有一个盘，然后他就在那，电的那种东西，那个时候可能咱们也没有，现在我知道了，就尽刻盘的那电，就刻名字什么。

　　杨：或者能不能说今天一个奥斯卡奖的这个意义可能还没有当初一个小小的电影节的奖来得意义大？对于你个人来说？

　　何：对。对于我个人来说，《双旗镇》的那个意义使我坚定这一生不会改行。

　　杨：就没有再转行去做经济？

　　何：对，就是不拍戏，就是我不当导演，我也不会再去改行了。

　　杨：而且我想那种承认让你的心态平和下来了是吗？

　　何：对。

　　杨：就不再是当年那个在拍鲍鱼的时候野心勃勃一定要证明自己的那个人？

　　何：没错，因为当时有一个规律，就是所有成功的导演的第二部戏全砸了，我说不行，我得沉住沉住，所以我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一部电影都走了一个台阶。

　　解说：继《双旗镇刀客》之后，《炮打双灯》又为何平赢得了多项国内以及国际大奖，但是之后的《日光峡谷》就反响平平，他开始转为幕后发展。近年来，作为哥伦比亚电影制作亚洲区的顾问和监制的何平，成功策划并监制了包括《卧虎藏龙》、《大腕》等在内的多部优秀电影，让我颇为感触的是：在国内，有才华的导演不在少数，但是拥有经营头脑、特别是国际市场运作经验的人却为数寥寥，不知道何平是如何在艺术和商业间灵活游走的。

　　何平在电影《大腕》中的客串表演：

　　“中国现在有2700万台DVD，每一台机器每年消费10张DVD，每10张DVD我们抽1块钱的版税，这1块钱乘10是10块钱，10乘2700万，这就是2亿7千万哪！”

　　何：我觉得我是一个善于把握机会的人，因为我监制的戏和我自己拍的戏，到现在我没有一部赔过钱的。那我觉得……

　　杨：那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本事，因为现在就是在好莱坞的话也是赚一个亏一个。

　　何：对，这其实上是看投资的组合，就是我花多少钱来做什么样的事，做成什么样的风格。

　　杨：现在的趋势是怎么样的？投资电影的这个趋势是什么样的？

　　何：现在的投资的渠道非常多，电影这个领域是有太多的钱想进来，但是市场的问题，现在大陆的问题就是这个市场的开发不够。开发不够实际上最主要的是电影院的数量不够。

　　杨：电影院的数量不够，电影院还觉得招不够观众呢，你怎么还说电影院的数量不够。

　　何：不是，电影院因为数量不够，它这个票价下不来，成本就高。你想，因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美国是平均应该是密度最高的城市是400人一块银幕。

　　杨：中国的有多少？40万人一个银幕我觉得差不多。都到不了？

　　何：到不了。咱们就算北京吧，总共算下来就是70家戏院。

　　杨：2000万人。

　　何：70家戏院，一家戏院就算是给你5块银幕，你看吧，太可怜了。

　　杨：所以现在中国的电影我觉得有一种尴尬，你又拍不起像好莱坞那种上亿制作的，上亿美金，我是指那种大制作的片子，因为这个市场又承担不了。但是有的时候很小制作的电影还能够把本赚回来。所以是不是你觉得这个市场在两极分化呢？

　　何：对，因为你大到一定程度了，就有保险公司出来给你做保险，所以制片人就敢做了。最尴尬的就是中等成本。就是什么呢？就是800万到1500万、2000万，这一段戏是坚决不能做，做一部死一部。就几乎没有赚钱的，未来更惨。所以现在还有人已经投了一千五、六百万的戏是一定非常惨。要不然你就做500万，800到500万，我觉得做年轻人的那种

　　杨：城市的那种戏。

　　何：低成本电影，农村的也没关系，可能会都有机会。

　　杨：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商业的这种操作，你期待这种票房的回报和一个这种非常执着于艺术，就表现自我艺术追求的这些导演的理念会发生碰撞吗？因为你本身在这个圈子，甚至很多人是你的老师，然后你又是一个导演，你完全应该理解他们的艺术的想法？

　　何：不不不，我是一个干什么我马上就能站到那个位置上。

　　杨：立场站特准是吗？

　　何：特别准，而且我得替投资负责。那如果我没有那个精神，我今天也做不了后面这些事情，包括更大的投资的这些事情。

　　杨：那接下去你这个台阶你想往哪儿迈？你下一部电影的故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何：我估计可能还是跟历史有关，也许规模更大，我希望拍一个大概5000多万美金的一个戏，所以这需要剧本大概两年的时间来把它做完。

　　串：在何平的电影当中，主人公往往是一些藉藉无名的小人物，他们并没有成为英雄的野心，但是阴差阳错却不得不成了英雄，与他们相比，何平大概从来就没有安于平庸，这一次，他希望用一把自己磨砺了20年的宝剑在国际市场上扬名立腕了。好，感谢你收看这一次的《杨澜访谈录》，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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