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林德，瑞典外交部长，1957年出生，20岁就步入政坛，先后担任过瑞典社民党青年联合会主席、国家酒精与毒品政策委员会主席、斯德哥尔摩市文化、休闲服务委员会主席，以及瑞典环境部长等职务，从1998年起出任外交部长，曾代表瑞典政府担任欧盟轮值主席。

　　大家好，这里是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我们知道北欧各国是世界上女性参政比例最高的地区，就拿瑞典来说，议员当中有40%是女性，而在任的二十二位内阁部长当中，有十位是女性，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位就是现任的外交部长安娜•林德，而她工作的地方就是我身后的这座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阿尔博蒂娜宫(Arvfurstens palats)，她会为这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在这儿采访了她。

　　杨：您是1998年搬进这间办公室的对吧？

　　安：是这样。

　　杨：在接受外交部长的任命时，您曾经犹豫过吗？

　　安：我的确犹豫过，但我必须说明那没有多久，因为我很快意识到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我会后悔的。

　　杨：为什么？

　　安：我认为处理国际事务非常具有吸引力，从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开始，我发现这是最有意思、也是我最投入的领域，所以在得到了我家人的同意后，我马上接受了这个任命，尽管在刚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环境部长和一个外交部长有这么大的差别。

　　杨：您曾主持过各种委员会的工作，如毒品和酒精、市立剧院以及文化休闲委员会等等，还有环境部长的职务，这些经历中哪一项工作您认为是最艰巨的？哪一项给你带来的乐趣最多呢？

　　安：我想也许从某种程度来讲，环境问题是最难处理的，因为那在国内是最具争议的领域，所以同时是最困难，但就工作职责而言，外交部的工作我认为是最困难的，但同时也是具挑战性、最有趣的工作。

　　杨：您是否熟悉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这个名字？他是美国的一位公共政策方面的教授，他在一篇题为《女性和世界政治的发展》的著述中指出：因为女性与生俱来不那么好斗，所以如果更多的女性参与到世界政治中来，特别是能成为领导人的话，这个世界将更加和平。您同意他的观点吗？

　　安：我并不确定是否女性更爱好和平，或者世界会因此而更加和平，但我认为即使是基于公正，女性占人口的50%，那么女性领导人也应该相应地占50%的比例，而且我认为在各种团体中，如果男性和女性都一样活跃，就能创造更好的氛围，对大家都有益。同时我认为这也能为政治决定奠定更好的基础，我也希望女性能在某些领域中有更独特的观点，但我认为说女性比男性更和平是非常危险的。

　　杨：在您的政治生涯中，性别问题是否困扰过您？

　　安：没有，我想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并没有感到过什么性别上的困扰。我们投身政界时曾以为一片坦途了，但这是因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当我长大后，我意识到女性从政仍有许多障碍，那些不及我成功的女同胞们都曾面对过更艰难的局面，并为此奋斗过，所以尽管性别问题在我的事业中不那么紧要，我认为我们仍然要为性别歧视作更多的努力。

　　杨：您能在这方面谈得更具体些吗？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妇女都会有些羡慕瑞典妇女，因为在瑞典，妇女在议会和政府部门各占有一半的席位，瑞典妇女还能享受两年带薪生育假等福利等等，但是作为一位瑞典妇女，您认为目前的体制已经完善了吗？还是仍然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安：我想我们某些方面是非常进步的，至少我对于瑞典的妇女和儿童制度非常满意，但仍有某些问题，例如在就业方面，妇女和男士有着同等的就业程度，但报酬却比男性低。同样在家庭生活方面，你还可以看到女性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家务活，这使得女性很难兼顾家庭和事业。

　　杨：作为职业的女性政治家，情况又怎样呢？我经常听一些抱怨，像很多时候一些新闻媒体在报道女政治家时，往往十分关注她们的外貌和衣着，而不是她们的政治决策。

　　安：我想现在媒体不再对外表和衣着关注太多，因为他们不敢，他们也知道从政治上讲那是不对的，但我还是一直被所有的记者们问一个相同的问题：“在有两个孩子的情况下，你是怎样做好外交部长的？”我的男同事从未碰到过这种问题。

　　杨：您对此感到生气吗？

　　安：是的，我觉得很气愤，不过我认为我的男同事们境遇更糟，因为媒体为了显示他们对男女一视同仁，所以他们不光评论女政治家的外貌，同样也对男政治家的外表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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