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近两百年当中，中立、不结盟的国策不仅使瑞典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从一个欧洲的穷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裕、安定的国家之一。不过，近年来，随着全球一体化特别是欧盟的成立，一向独善其身的瑞典也越来越多地在国际事务中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在这其中，林德是一位重要的推动者。稍后请继续收看《杨澜访谈录》。

　　杨：瑞典在两百余年来奉行的政治和军事上的中立制度，使这个国家得以始终保持着和平与繁荣，尽管瑞典始终坚定地贯彻其军事不结盟立场，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到，在欧盟乃至国际事务中，瑞典越来越积极地承诺和参与，这是否意味着瑞典的外交政策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呢？

　　安：在对于国际事务的态度上当然有所变化，因为我们意识到欧盟在国际上的重要性，我们也希望看到欧洲外交安全政策和欧洲共同外交政策的重要地位。在军事决策方面，我想重要的是瑞典不会成为任何军事联盟的成员，所以我们没有申请加入北约。

　　杨：但是瑞典在联合国维和平部队中一贯十分积极。

　　安：毫无疑问，那是我们一贯的政策，我们从不认为军事不结盟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有任何冲突，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军事不结盟和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的结合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杨：经常我们会听到有种说法：“瑞典现在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您听到过吗？

　　安：是的。

　　杨：如果你说没有原则性改变的话，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安：有时候我们国内会有这样的争论，有人认为瑞典过去(在国际政坛)曾非常活跃，而现在在国际海事方面，我们不再活跃了，而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了，这种说法实际是对政府的一种批评，但我对此持不同意见，我认为在过去冷战持续期间，小国很难发表独立的见解，而瑞典却可以，我们也的确做到了。随着冷战的结束，所有的中小国家都希望有一席之地发表意见，更多的国家会就不同的价值观、公平、人权等等畅所欲言，从这一角度讲，很多国家就像瑞典过去一样。

　　杨：谈到您在欧盟六个月任轮值主席的经历，当十五个国家对一个问题各持己见时，您是如何处理的呢？

　　安：我想在这举一个关于巴尔干的例子，巴尔干的问题持续了十年，巨额的债务和数以万计的难民，在欧盟，我们能说服巴尔干的国家在一起用和平和民主的方式，而不是暴力来解决问题，在我任轮值主席期间，我们要求所有的十五个成员国不要对巴尔干问题发表独立的意见，因为那将会使整个地区的各种矛盾升温，我认为大家都非常忠实于这点，当大家有异议时，你必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通常都是利用午餐会的时间做困难的决定，因为那时候只有外长们在座，没有其他的官员在场，如果有成员不同意，我们的午餐就不结束，所以你可能会有长达三小时的午餐，但如果要离开座位，前提是要达成一致。

　　杨：所以您总是等到他们有了结论才让他们离席？

　　安：不仅仅是我，这是欧盟的一贯做法，现在我们已形成了一种传统，当有重要的问题时，你必须要所有人在场讨论，否则可以搁置到两周甚至一个月以后再讨论，但重要议题必须要坐在一起，找出折衷的办法。

　　杨：我明白了，那么其他的事务又如何呢？比如在您的重要议程上，关于欧盟扩大成员国的问题，很多国家对此有不同的意见？

　　安：我们现在决定了欧盟将增加新的十个成员国，这在两年前曾有很大的争议，但在瑞典(担任)轮值(主席)的末期，我们仍然达成了一致，这也是一个如何保持欧盟团结的成功例子。

　　杨：但是还有其他问题呢，例如关于对

　　安：在伊拉克问题上我们失败了，显而易见，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当然我对此十分遗憾，我曾希望我们能够团结在一起。另一方面，我认为欧盟外交安全政策尚不成熟，到今年才刚四年，我相信再过十年，我们就会强大起来，处理好这类问题，而不会发生分裂。

　　杨：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您曾说过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的，现在您仍然相信这一点吗？

　　安：无论是当初，或者现在，我坚信我们仍有可能对伊拉克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而不需要发动战争，我们应该要求武器核查继续下去，我想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赢一场战争容易，赢得和平就难。今天的形势是一目了然的。

　　杨：您说过这场战争是一个失败，是谁的失败？是联合国的，还是？

　　安：我认为这个失败在于我们没能步调一致，我不是说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失败，但是当时我曾自责，今天我还是认为美国违反国际法，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决定发动这场战争是一个错误。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