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林德的采访是在她办公室隔壁的房间进行的，我们被告知这间房间的主人——国务秘书正在享受他三个月的“产假”，而他是一位男性。

　　安：我认为在瑞典，我们最好的地方就在于整个社会对照顾子女的尊重和理解。比如这间办公室的一位男同事，他准备每周抽几天去幼儿园接孩子，我也一样尽量抽时间。

　　杨：您能做到吗？

　　安：偶尔会。在我刚就任时，我很难做到，因为我要证明我是一个高效率的外交部长，后来我请到一个保姆帮助我照顾孩子，后来我开始抽时间离开办公室，去学校接我的孩子。因为我认为这对于维系母子之间的感情非常重要，同时也能身体力行地表明：我们能兼顾事业和子女。否则，将来很多妇女都不得不面对子女和事业间的抉择，而我认为重要的是女性们不再需要作任何选择，而可以二者兼顾。

　　杨：所以您倾向于午餐邀请而非晚宴，是吗？

　　安：那是原因之一，我们有很多老传统，而晚宴就是其中之一，但晚宴通常会令宾客们，无论男女、无论是否为人父母，在第二天会觉得十分疲劳，而我认为午餐会议的效率就要高得多。

　　杨：您的孩子和您亲近吗？他们在母亲节那天都做了些什么？

　　安：他们做了晚饭。

　　杨：真的？

　　安：当然是和我丈夫一起做的。

　　杨：什么样的晚饭？三明治？

　　安：不，他们做了很美味的鱼，实际上他们没有亲自动手做鱼，那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复杂了，必须有人帮忙才行，他们做了一顿很棒的晚餐，但我想我丈夫承担了主要的工作。后来一个孩子送给了我许多幅画，不幸的是，我们家没有那么多墙来挂它们，你知道，我不那么喜欢墙壁。另一个送了我一本书，是他在学校里做的课题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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