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的调查和数据当然很重要，但对比起来可能更说明问题。比如，近日由中国社科院推出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称我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到2020年，我国可婚男性将过剩2400万，很可能出现‘隔代婚姻’、‘姐弟婚姻’等错位性的婚姻”；而与此同时，由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等单位公布的《2009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中称，“四成女性担心自己嫁不出去，而担心自己娶不到老婆的男性，只有8.1%”。距2020年还有10年，“剩男”群体虽然还没有达到2400万的惊人数字，但肯定已经为数众多；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女性却丝毫没有感受到“一家女百家求”的优越感，正相反，“剩女”们的声音还越来越多。沪上社会学者何风分析说，这正是传统“择偶梯度”理论导致的后果。“在中国传统的择偶心态中，‘择偶梯度’理论，即通常所说的‘男高女低’理论，占据了绝对主流。随着社会进步和男女数量差距的拉大，‘择偶梯度’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将向更积极的心态转变，由物质层面的 ‘更好地生存’，转变为精神层面的‘更快乐地生活’。当然，这个转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     

　　剩女愁嫁VS剩男“婚姻贫困”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指出，出生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将影响到我国的婚姻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变迁和“人口生态安全”，贫困地区的男性还将遭受“经济贫困”与“婚姻贫困”的双重打击。而《2009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则显示，面对各种社会压力，41.2%的未婚女性担心自己嫁不出去，而担心自己娶不到老婆的男性，只占到被调查总数的8.1%。有意思的是，有40.1%的女性坦言自己的择偶标准很高或者比较高，而且尽管承认自己的择偶标准比较高，但是超过44.1%的女性，仍坚持不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宁缺毋滥”。     何风解释说，“梯度择偶”理论，是指男性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当或者比自己地位稍差的女性为伴侣，而与此相反，女性往往更多地要求配偶在受教育、薪金收入和职业阶层等方面高于自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A男配B女”模式。这一理论的形成，与传统社会性别文化对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定位导致的男尊女卑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传统婚姻模式上看，男娶女嫁的模式通常体现了男性在婚姻中的优势地位，然而女性则运用长相、体型、相对年龄和持家能力等“资本”来“换取”男性的家世、成就和向上流动的潜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样的择偶梯度理论处处得到体现。比如，A等男倾向于找B等女，B等男找C等女，以此类推下去。如此一来，大多数A等女不得不与B等女争夺A等男，在这一层面中，女性是过剩的，形成了‘剩女’，所以你看我们周围有很多优秀女性，她们不是找不到男朋友，而是不肯降低找男朋友的标准。而处于比较‘低端’的E等男，人数众多，但女性‘向上看’的心理，让这个层面的男性遭遇求偶困难。其实这两个报告的重点，是分别指出，按照现在的择偶观念，A等女和E等男，未来将更加缺乏自己的择偶样本空间。当然，以上所谓ABCD的等级划分，通常基于个人因经济、文化、学历、权力等综合因素构成的社会地位，应该说是“物化”地标准，而较少地关注精神层面。 ”     

　　择偶梯度理论加剧“供需失衡”

　　不要以为择偶梯度理论是现代文明，或者说，是“现代虚荣”的产物，事实上，早在原始社会，这种择偶取向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呈现出来的样式略有变化而已。在原始社会里，男人每天外出狩猎，带回食物养活女人和小孩；同时，他还要负责抵御外来侵略。在生存条件大部分建立在体力的基础上，那些身高体壮的男性，自然格外受到女性青睐，这也是基于能够生存下去的本能的选择。而男性也往往倾向于选择健康而美丽的女性，同样是基于生存和繁衍后代的本能。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男性在体格、力量等方面的优势已经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较高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工资收入等等，这些都是生存能力在现代社会的衍化。而随着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生存需求已从单纯的吃喝向更高的物质、精神和生活质量需求上转变。男性选择女性的标准，对不起，其实并没有发生质的飞跃，美女依然是他们的首选。     

　　在以往，女性的综合社会地位是普遍低于男性的，因此，当时的择偶市场可以趋于平衡。但问题是，当男性还在按照传统的行为模式行事时，女性这厢却发生了集体大飞跃。在中国的大学校园，女学生人数已经接近或者超过男学生，女性的综合社会地位普遍上升，特别是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A、B女越来越多。A等女的人数虽然没有超过A等男，但A等男的选择面却可以涵盖A、B、C不同等级的女性，而A、B、C等女都将选择目标锁定在A等男身上，她们之间将产生激烈争夺，并且势必有不少女性落败。此外，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处于“低端”的D、E女“向上”选择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于是，处于A、B地位的女性和处于E地位的男性的择偶机会，就显得相对缩小了。

　　婚姻“格差”需要男女双方克服

　　即使“裸婚”说开始冒头，但“有房无贷、有车沪牌”、“婚房是婚姻的起步价”，依然是众多女性执着的择偶标准。何风分析说，女性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根本原因还是基于传统的婚姻观。“女性长久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都比男性低，而长期的父权文化更是将女性的价值困于家庭内部。长期以来，女性形成一种价值观：婚姻不幸是最大的不幸，没有家庭是女性最大的失败。而男性的价值观则是：没有事业的男人是不成功的。因此，在观念上女性将婚姻看得更重，而男性将事业看得更重。正因如此，女性将人生绝大部分的满足，精神的、物质的希望，都寄予婚姻这个最大的机遇，希望通过婚姻来打个人生的‘翻身仗’。中国俗话说，结婚是女性的另一次投胎，就是这个意思。 ”     

　　除了自身的需求，来自外界的压力，也是女性在择偶时要求“男高女低”的重要因素。假如女性嫁给社会地位、家庭条件或者经济收入低于自己的男性，就被称为“下嫁”，要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而调查发现，在面对社会舆论时，未婚女性的压力(13.5%)接近男性(8%)的两倍。在“剩女”众多的日本，也有所谓“格差婚”的说法。当年女星藤原纪香嫁给矮个子谐星阵内智则时，即被称为“落差最大”的“格差婚”案例之一，而且很快离婚告终。     

　　何风强调说，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剩女”们的问题在于要求太高，而忽视了与之相对应的男性心理。其实，在择偶梯度理论中，“男高女低”不仅是女性的要求，同样也是男性的要求。“城市女性的择偶面越来越狭窄，这其实跟男性的观念也密切相关。纵然有女性愿意‘下嫁’，但还需要有男性愿意‘上娶’才行，很多男性都开诚布公地表示，不愿意找社会地位或经济收入高过自己的女性为偶，怕被扣上‘怕老婆’的大帽子。因为他们还是认为，‘往下’找的机会更多，压力更轻。这还是深层次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在作怪。 ” 　　树立“生活不止于婚姻”观

　　《2009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中，有几组数据格外引人关注——

　　1、单身人士恋爱经历少得可能超出我们想象：调查发现，约有50%的人恋爱经历少于一次；约有3成被调查者坦言不知道如何与异性相处；35%的人在约会前不做特殊准备；

　　2、放弃已成单身人士相亲的一种习惯：超过六成的相亲者，在感受到可能不被接受后，主动放弃；

　　3、父母代征婚普遍存在：近九成的单身人士承认自己周围可能有父母代子女征婚的现象存在，而近一半的被访者认可父母代征婚现象的存在；

　　4、“代恋”逐渐替代“代征”：一部分父母已经移师网络，在婚恋网站上帮助子女征婚，在婚恋网站上征婚，甚至有些人太热心，先代替朋友交往，觉得合适了再转交给朋友；

　　5、“不幸流感”：近10%的被调查者认为周围人婚姻、爱情的不幸福是导致自己现在单身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女性，达到了12.4%。

　　何风分析说，在中国，“必须结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成为一个家庭，甚至整个社会给单身人士的压力。“东方文化中特有的从众心理和传统的家庭观念，让不少单身人士既害怕面对婚姻，又害怕结不了婚。而在美国和欧洲，适婚年龄的男女，有半数以上是不在婚姻状态中的，同居和单身，是更多数人的选择。我个人觉得，整个社会都应该树立生活第一、婚姻第二的原则，要给单身人士更多的自由空间。我们现在是过分关注单身了，还不如多关注些如何为单身人士创造更好的单身条件，为他们将来的晚年单身生活未雨绸缪，建立更多的社会机构使单个人士也不孤独。只有我们能正确看待单身这个问题，本身对单身没那么多恐惧和歧视，才有可能让男女更加注重情感和心灵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