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今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了台湾学者齐邦媛的著作《巨流河》。2009年该书在台湾出版后，即引起很大反响。齐邦媛出生于1924年，祖籍辽宁铁岭，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1988年于台湾大学外文系退休。她的文笔优雅，书写自己一生中所经历的战争磨难以及后半生度过的平静及幸福岁月，那样平和的语调，我却数次流泪。

《巨流河》

　　我的同事正在联系齐邦媛教授的采访，读者不久应会从我们杂志的“名媛”栏目看到她的生平以及家族故事，我在这里不再赘述。这次想写的，是书中前半章里她讲述的对她影响至深的一段情感故事。

　　艰苦的战时岁月，齐邦媛的哥哥常常带同学回来吃饭，张大飞因为身世悲凉(他的父亲被日本人酷刑烧死)，常常得到齐邦媛母亲的特殊照顾。而齐家，也成为张大飞温暖的落脚之地。彼时齐邦媛还小，张大飞像兄长一样地关照和爱护她，直至1937年他报名参军，分别时，将一本与自己随身带着的一模一样的《圣经》交给齐邦媛，说，你好好保存着吧，这是我要对你说的话。

　　从此，他们之间开始了书信往来，她将自己成长中的点点滴滴诉说给他听，他则向她和她的家人报告平安。等到齐邦媛上初中时，张大飞已经成为优秀的飞行员，后加入陈纳德将军带领的飞虎队，几乎每周用浅蓝航空信纸写信来。那些信多数写于备战室，在潮湿溽热的云南边陲，在一次次的升空和降落的间隙，他一直写信给她，倾听她诉说学生生活的种种和成长中的快乐和烦恼。他们的生活如此不同，虽然同样身处战争岁月，但他是从高空俯视和直面死亡，而她则有幸在父母的庇护之下投身学业，不断进步。对他来说，“生命是死亡唇边的笑”，年长于齐邦媛6岁的他始终未能对她表露感情，只有在她高三那年，在换防间隙去学校看她，队友开着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着他——骤雨之中，他情不自禁把她拢进自己的雨衣里，隔着军装，她听见他心跳如鼓。只有片刻，他即松手，说：“我必须走了。”疾步消失在雨中。从此，她今生再未见他一面。

　　1943年，齐邦媛离家到四川去读大学(武大当时迁至四川)，不适应的生活令她更加想念张大飞。她时时写信给他，对他倾诉学校生活的种种，而他日夜在空中逐敌作战，看到的世界是那么不同。他只有一次在信中表露感情：我无法飞到大佛脚下三江交汇的山城看你，但是，我那么爱你，那么想你！

　　她说，世界上大约确有一些缘分，使你在第一次相遇即敢于倾诉心中最深的感觉。

　　有一次两周没有收到来信，在随后的信里，得知张大飞受伤。从此，她写信再也不写自己身处太平山城的苍白烦恼，也不再写自己的担忧，而是尽量找些有意思的事说。随着战事的紧迫，信上的邮戳换自蒙自、个旧、云南驿、腾冲……飞虎队正在全力协助滇缅公路的保卫战，紧张的战事也牵动着齐邦媛的心。

　　大一，学期结束之时，齐邦媛的英文得了全校统考的第一名，但她并没有激动之情，只想着如何回家后去跟父母说，允许她去昆明，转去西南联大外文系读书，好离张大飞更近一些。

　　离校之前，时任武大教务长的著名学者朱光潜找到齐邦媛，对她说，我看过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因此建议她转至外文系读书，并说，如果你转读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这最后一句，令一心追寻学问的齐邦媛难以忘怀。

　　离校的前一夜，别人都兴奋地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她却一夜难眠，面临着一生以来第一次要自己解决的难题。

　　在当时的战争格局下，父亲坚持不同意她转到云南去读书，同时也建议说，你感情重于理智，念文学比较合适。当时武大外文系有方重先生、陈西滢先生、袁昌英先生、陈寅恪先生等，根基非常充实，而西南联大外文系并不更强，而且也没有朱光潜先生的亲自教导，齐邦媛在假期结束时，还是回了武大，由哲学系转入外文系。

　　她也许并没有对父母明确地提及个人感情，在那个年代，那样的齐邦媛，有着含蓄而多思的情感。就如她在书中描写到，当朱光潜老师有一次在授课时读到华兹华斯的《孤独的收割者》时，竟泪流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错愕。齐邦媛说，在那样一个艰难困苦的时代，坦率表露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在她的家里，母亲每晚总是等到父亲回家才肯熄灯，那种默默关注而含蓄的情感对她亦是一种影响。

　　大二回到四川后，她许久没有收到张大飞的信。可她无法告诉任何人，任凭那寄自各种驻地的信纸像神迹一样地消失了。直至1945年，她由哥哥写来的信上得知，张大飞于5月18日赣南会战时掩护友机，于河南信阳殉国。得知他的死讯，虽在她的意料之中，但仍然难以接受，当别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欢呼时，她在昏天黑地的恸哭中，一夜长大。从此之后，她不再提他的名字，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在卫理公会受洗成为基督徒。从他赠与她那本《圣经》之时起，已经整整8年，而这8年里，他是唯一和她谈论灵魂的人。信仰，给了他最大的安慰，也给了他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使他能在杀伐和救赎间求取一些精神上的平安。齐邦媛选择了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张大飞。

　　日本投降后，齐邦媛回到南京，重游闹市新街口时，突然看到一条布带横幅上写着大字：“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在雨中，她久久痴立街头，回想遇到他的种种。她说，那一天我为什么会走到新街口，看见那追思礼拜的布条，我终生不能解答，也许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唯有自己身历的奇迹，不必向人解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