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上不断有饥渴

　　《新民周刊》：和你同时出国的女明星们，回国后争先恐后地当起了导演和制片人，但你仍然在表演。

　　陈冲：我挺喜欢导演的，但一部戏要一年多，我付不出这个代价。现在我选择表演，长的就两个月，一般就两周。而且我现在比年轻时要用功，那时整天想的就是男朋友，想着结婚离婚，想着这个电话那个电话怎么没来，很幼稚的。有了安稳的家庭后，才发现我可演的角色都已经过去。等到我40岁以后，等到我当了母亲，才慢慢在银幕上找回了一个新的自我。

　　《新民周刊》：人都是有起伏的。刚刚你自己也说，多少次都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你是怎么走出困境的呢？

　　陈冲：你不过日子，日子自己也会过的，明天早上你总会醒过来。还有，在自己还没有稳固家庭时，父母对我是很重要的。你坚持住，也是对父母的一种孝顺和爱。你不能自暴自弃把自己全部放掉，如果我是孤儿，可能就不会坚持了。

　　《新民周刊》：你满意现在的这种状态吗？

　　陈冲：我觉得现在挺好。生活上，我很满意。事业上，总是不断有饥渴，不可能完全满足的。而且我也担心，舒适和安逸也许会抹掉我在创作上的火花。创作上的进步必须是灵魂深处的骚动，而不是说搞个五年计划。在一种满足的状态下，可能也隐藏着危机。

　　《新民周刊》：你想回到导演岗位吗？

　　陈冲：一直在写剧本，但都不满意，也就没拍。我知道什么是好剧本，但没有写出来。写过一个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拍的机会已经错过了，如果现在再拍就需要重写了。电影是需要一鼓作气拍出来的，停了一阵就会漏洞百出。我对人生的理解在变化，整个世界也在变化，原来我想说的东西可能已经没有意义了。

　　《新民周刊》：你最新的一部电影《十七》是“80后”导演的，从一个导演的经验看，你觉得这一代新导演怎么样？

　　陈冲：现在新一代的电影人几乎是另外一种动物。他们在现场特别地轻松，整天说笑话，好像没有把拍戏当成个大事情。一帮同学在一起，制片、剧务、写戏什么的都是自己人。白天拍戏已经很累很累了，晚上竟然说还要去打游戏机。青春的活力，是我们过去没有体验过的。

　　《新民周刊》：你在美国当导演时不会这么自由自在吧。

　　陈冲：当时我是新人，他们定了我来拍《纽约的秋天》，就好像有权来摆布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一点创作自由。我当时还是幼稚的，两大电影厂lakeshore和米高梅的制片们都在现场盯着，可我只要听到制片方过来的意见，我一概说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他们是在干扰我。所有的建议我都拒绝，其实导演的过程应该是有商有量的，尽量通过沟通得到我想要的，但当时我抗争的力量太大了。

　　《新民周刊》：和他们的冲突是否会给你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

　　陈冲：这倒不会，只是我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没必要那么抗争的。自己想要的东西，应该是在商量和互相妥协中达到目的的，而不是一味地说“不”。

　　我浪费了太多

　　《新民周刊》：现在你凭《意》获得金马奖影后，还在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拿到了演艺终身成就奖。获奖，对你意味着什么？

　　陈冲：获奖，是锦上添花。演员最过瘾的是演到一场好戏，而且演好了；最痛苦的就是特别好的一场戏被自己浪费了。戏在拍完时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得奖是人们想让你去再接再厉，不是那么重要。

　　《新民周刊》：回想当年，“小花”一下子让你成了大众偶像，怎么会成为“小花”的呢？

　　陈冲：谢晋看中了我身上那股愣头愣脑的劲，让我演《青春》，而黄建中看了《青春》后找我演《小花》。现在想想，可能当时在外院(即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也挺“憋”的，我14岁就离开学校去了上影，考上外院时已经是个明星了，他们对我是有一点偏见的，可能看不惯从娱乐界过来的吧。当时我特别怀念上影厂那帮学表演的同学，下意识地觉得当时挺“ 憋”。

　　《新民周刊》：如果年轻20岁，你会去争取王佳芝(《色·戒》主角)这个角色吗？

　　陈冲：不知道了，这都是命运。我拼命争取过的角色大概也就一两个，而且这些角色都是不适合我的。

　　我到好莱坞后碰到了第一部能够用亚裔演员当主角的电影《龙年》，这个角色是个播音员，而我刚到美国，英语说得并不好，虽然22岁了，但看上去也就十七八岁，圆圆的脸像个孩子。当时我只是想，以后没有了，怎么可能还有一个华人角色呢，于是非常努力地去争取，但没有得到。还有一部《来看看天堂》有一个日本人的角色，我也争取过，没有得到。

　　《新民周刊》：当时要争取一个亚裔角色是不是太不容易了？

　　陈冲：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见导演，想说服他我是能够做到的，但都没有成功。到了《末代皇帝》，却轻而易举得到了角色。《龙年》那次没有成功，但当时负责找演员的女副导演特别欣赏我，她用各种方法帮我在导演面前呈现得更好，但本质上我和这个角色不对盘，她没能帮上我。后来贝托鲁奇让她替《末代皇帝》找演员，她第一个就推荐了我。不是面试，而是介绍我们认识，我轻而易举得到了这个角色。

　　《大班》也是这样，走在停车场被制片人看中了。现在我知道，这些都是命运，有些时候是使不上劲的，唯一能够使上劲的就是在得到角色后去更好地表达。

　　《新民周刊》：是否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很喜欢的一个著名导演给了你角色，但你推了？

　　陈冲：有的。伍迪艾伦给过我一个小角色，如果没有其他戏的冲突，说不定就去了。他要见我，我自己花钱飞去纽约见他。他给了这个角色，但我又觉得这个角色实在没什么好，就推了。

　　《新民周刊》：你曾经评价过前辈周采芹，舞台对她来说就是情人、毒品和美酒。那电影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陈冲：如果我没有家庭的话，电影就是我的一切。

　　《新民周刊》：现在，家庭是你的一切？

　　陈冲：也不能这么说。我一再发誓，以后再也不去拍戏了。但后来还是继续拍了，我就知道电影对我还有很大的诱惑。但是家庭是我最重要的责任，家人给了我力量，所以我才能够承受褒和贬。

　　《新民周刊》：当年的《大班》，以及后来的《天浴》在国内引起的那些争论，对你的影响大吗？

　　陈冲：出国后我第一次回来(记者注：陈冲在1985年春晚上说了几个带洋味的“呃姆”，遭到了数典忘祖的批评 )，就在媒体上出现了负面的声音，演《大班》后也有很多负面声音。那两次之后我就不那么在乎了。当时给家里的压力真的很大。人们对我的不理解和非议，可能并不是我犯的错。现在人们给我的赞扬和欣赏，可能我也是不称职的。人与人在接触中有机会表白是很好，没有机会也就顺其自然吧，我现在比过去有安全感了。

　　《新民周刊》：很少面对媒体，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陈冲：平时不是特别有必要。当年演《小花》时没有太多的炒作，观众和媒体也都关注我，有些东西是没必要的。而且年轻的孩子可能有很多东西让你们写，我没有东西让你们写啊。我的生活细节，于你们来说是非常单调的，读者也不会有太多兴趣的。

　　《新民周刊》：你说自己生活单调，但你在银幕上展现的似乎都不是传统的形象，特别有反差。

　　陈冲：我的生活是非常单调的，表演可以让我过瘾，让我体验人生，而没有任何后果。我性格中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我挺害怕人群的，初和人接触时会尴尬。所以，表演是上苍给我的礼物，否则我会活得很狭隘，不敢去和人接触。表演，尤其是摄制组的环境，逼着我出去闯，而且给了我表达的机会。很多演员都是这样的。干了这行，就是要纠正某种缺陷的。我没有其他方面的才华，我需要比较单线条的生活。有些人能够处理多方面的各种杂事，我做不了。

　　《新民周刊》：所以说，这种单调生活是你自己的选择？

　　陈冲：我希望生活是单调的传统的，这样才是最安全的。以前我浪费了好多时间在彷徨，现在找到了最珍惜的东西，我要把它放在最安全的位置上，用最单调的生活来保护它。也因为生活越单调，在表演上就更需要去尝试，要不然所有的愿望和压抑怎么才能排解？

　　《新民周刊》：回想自己的经历，能给如今年轻的女孩一句忠告吗？

　　陈冲：那时候我和邬君梅两人在爱情上都一败涂地，一个好友跑来看我们，她说，看看你们俩现在什么样子，如果我长成你们两个这样，那我就是无敌的。你们怎么这么没用？女孩子有时很可惜，对自己不了解，在爱情上失败了，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会浪费很多生命。女孩子在这方面比男孩更难摆脱，我自己浪费了那么多，完全是没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