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马识途的笔下，土匪白天审案、夜晚惩恶，铲除了恶霸，自己也掉了脑袋，是为小说《夜谭十记盗官记》；姜文的镜头下，还是《夜谭十记》的土匪和恶霸，中间加了个身份游移的机会主义者，人多了，事情就复杂就吊诡，土匪最后活着，恶霸似乎死了，是为电影《让子弹飞》。

《让子弹飞》

　　马识途，生于1915年1月，23岁投身革命，成为地下党员；

　　姜文，生于1963年1月，23岁初登银幕，成为电影明星；

　　马识途的笔下，土匪白天审案、夜晚惩恶，铲除了恶霸，自己也掉了脑袋——是为小说《夜谭十记盗官记》；

　　姜文的镜头下，还是《夜谭十记》的土匪和恶霸，中间加了个身份游移的机会主义者，人多了，事情就复杂就吊诡，土匪最后活着，恶霸似乎死了——是为电影《让子弹飞》。

　　镜头前的角色姜文说，一个土匪碰上一个恶霸，多简单的事儿啊。

　　镜头后的导演姜文知道，这事儿不简单。

　　开篇和结尾是一样的场景，青山白云，马拉火车，不同在于来时的人只为劫财，去时的人各有心事各有去处。中间就是子弹飞——有形的子弹无形的子弹，都飞了个够。

　　上次他拍《太阳照常升起》，“交口”们说，看不懂；这次《让子弹飞》，“交口”们说，真给力！他乐了，一个导演和一堆胶片，多简单的事儿啊，手艺。

　　电影，手艺，简单还是不简单，这是个问题……

　　——编者的话

　　姜文  克赛

　　这个土匪有想法

　　克赛：原来张麻子有点像侠盗英雄，可你好像特别喜欢那种有好多人围着转的那种感觉，那个开场也大了好多，视觉上好像特别有商业大制作的感觉。

　　姜文：你说马拉火车，咱们可以往小拍，用驴，不拉火车，拉一马车，不是这意思了吧。所以你得使劲点费劲点，得好看吧，比驴拉马车好看得多，那就只能选择这样了。为了让你过瘾，也为了让我过瘾，咱就选了马拉火车。

　　说到大制作，兄弟，在1993年，我拍《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在当时中国电影是大制作，200多万美金，它得了威尼斯影帝，它同时拿了全国的票房冠军。《鬼子来了》，大制作，只不过你是没在影院看。《太阳照常升起》，一个写梦的片子，去了18个景点。我说想拍小片，编剧述平就说了，别吹牛，拍不了，他不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走着走着就没办法，你说黄四郎那边都有点人吧，加了个葛优假师爷真县长，得有点来路吧，我要一人也不成吧，人多了，关系就复杂了，戏也就越走越开花生枝，没想往大拍，确实没想往大拍。

　　克赛：张牧之这个角色也改变挺大的，你是怎么琢磨的？

　　姜文：这个呀，也确实占了一个很大的便宜，什么便宜呢？因为我是最早的剧本写作者，也是坚持从头写到尾的一个编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比别的演员占了便宜就是用了更长的时间来不断地接近、认识这个角色，所以我比别人多时间吧。

　　克赛：而且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展现方式有点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他的身份、他的经历、他的这种民主、公平的理念，到最后展现出来。我想你在摸索剧本的时候应该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人物应该不是这么丰满的。

　　姜文：是这样的，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这个应该是小说里本来就有的，但是他的这种绅士和他的这种细腻啊，还有你说的一层一层的，当然是编剧们的火花。

　　克赛：原著里面张牧之死了，这个里面为什么让张牧之活下来了？

　　姜文：贺岁片，都死了怕观众看的时候会有点不舒服。

　　克赛：电影里面，张牧之最后赢了以后的那份落寞，英雄赢了以后是这种写照吗？是这种心态吗？姜文：一个能干的男人在赢的那一瞬间，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最爱的女的不招他，“怎么嫁人啦？这么会功夫，你等等”，好几年过去了，谁等你。

　　克赛：据说这片子第一个观众是罗伯特·德尼罗，当时他给的评价，三个词，惊险、幽默、传奇，最重要是看完之后还能感受到温情。

　　姜文：但还说好多别的了，基本就是这意思。

　　克赛：您觉得他对这个片子的理解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姜文：我觉得在艺术这方面，是不分国界的，就特别明白。人也没有代沟，只有人沟。人不会按代来分，也不会按国家来分，就这伙人就是一伙，那伙人就是一伙。所以这个片子对他来说，他自己也做过导演，又演了那么多戏，他马上能抓住这个戏的关键。

　　克赛：看过您的《太阳照常升起》再看这个，会觉得您有回归传统叙事的意思。

　　姜文：入乡随俗嘛。

　　克赛：但是您上次没有这样做。

　　姜文：电影你不能都拍成一样吧，一样就没意思了。我是觉得《太阳》对我是很大的自豪，很大的骄傲，因为在它最不应该产生的时候，产生了这样一部电影，我很骄傲。中国在那个时代的状况，没有人在电影里边去做这样一种新东西，我想过五十年、一百年人们会想，这电影是在那个时代拍的？那个时候怎么会有人这样拍呢？就像现在想《小城之春》似的，1948年拍这个片？他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追求票房，现在随便一个片都卖几百个亿了。可能过几十年，怎么会有人花这么多钱拍这个电影？了不起。

　　生活本身比时代重要

　　克赛：我觉得您的电影都有小人物，背后却有大时代，是有对大时代发言的企图吗？

　　姜文：那算有点野心吧。我不是刻意的，那难道不这样还能别的样子吗？如果说你拍一个时代就是对这个时代发言的话，那每一个片子都得发言了。我倒愿意，如果非要这么表达的话，我觉得莎士比亚说的一句话比较有意思，其实每一个剧本，或者每一个编剧都是通过他的故事，给生活起一个外号。他在写《哈姆雷特》，他生活的外号就是“哈姆雷特”。我觉得是这样的，它不是时代的，时代其实没那么重要，它是生活本身，你无论把生活刷成什么色儿的，什么时代，最后都是生活本身。

　　克赛：但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只能从您的作品里去感受。

　　姜文：其实生活本身大同小异。你看那些字帖，卖几亿的那些，唐代人们聊的那事，也和现在一样，比如我有点笋，异常的好吃，得空过来尝尝。这个帖为什么卖得这么值钱，因为中国过去的文化总是讲究特别正统的套路，写个文章啊，弄个诗啊什么的。那帖基本上是个便条，短信，这几位大哥的短信留下了，怀素的也好，张旭的也好，包括苏东坡的，还有曾巩的这些，一封封的短信，你一看，有什么本质区别啊？一样。

　　装有什么意思

　　克赛：《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好像您的片子都是一点一点地远离城市了的感觉，感觉更靠近山野自然，更爷们了，您是想去掉那种装饰性的东西吗？还是仅仅是一个巧合呢？

　　姜文：北洋时期，那就是城市了？你以为中国北洋时期都是纽约，都是上海啦，这有点做梦，当然我们愿意做这个梦。其实在上海这几年发展起来之前，洋人到中国来，没看见中国有城市，都是镇，特大一镇而已，不是城市规模，不具备城市那些东西，比如地铁，现在还在修呢，伦敦地铁都一百多年了，对不对？我八十年代看阿瑟·米勒写的《推销员之死》，看不懂，为什么？没见过推销员啊，那时候没有这个你怎么看。

　　所以这个城市啊，你看好多拍城市故事的那些电影，就拍得像农村，没觉得像在城市，你说故意掳着把中国往纽约拍，人的心态不是那个城市的心态，农民偏多，市民偏少，你不能什么时候都跟纽约巴黎比，所以这个城市刚出现，能不能沉淀出来真正的城市的有趣的故事，那还有待于时间，是不是？而且我们的城市里边膨胀得很快，你说北京，大量的北京之外的人，北京之外的人大量包含的是农村人口，你说你把北京拍成什么样才像一个大都市？还就得是农民住北京，它才像现在的北京，外地人在北京，你说写北京人在北京，还真不像北京，连我都不是，我十岁到北京的。你说你拍这个城市，那只能拍老北京呗，那还不如拍咱们戏里的鹅城，你刚才说得对，《阳光灿烂的日子》是最都市的片了，最真实的都市片了，其他的都市片是装的，装都市，装它有什么意思，就不装了吧。

　　克赛：您一直说自己是一个业余导演，为什么？

　　姜文：我觉得导演都应该是业余的，要换换位置，我也希望导演都是业余的，专业的就没法拍戏了。导演你必须有强烈的创作欲望，强烈的冲动，恨不得搭上命来把这个事给拍好，那这些演员、编剧、摄影师、观众得多幸福啊。它要变成一手艺活，其实对观众来说是可悲的一件事，他拿百分之零点二把这个事给办了，然后他到旁边吃喝玩乐，你在那儿看这个，我觉得不公平。

　　女性看电影更聪明

　　克赛：评价一下刘嘉玲的表现吧，我觉得她很让我惊喜。

　　姜文：挺好的，演得好啊，谁在我的片里能不让人惊喜呢？都挺惊喜的。你别以为葛优就不惊喜，葛优虽然演过那么多片，但这个片子是他很少出现的一个样子，虽然一直保持了他的幽默的东西，但他非常在意人物性格上的一种幽默，而不是为幽默而幽默，为搞笑而搞笑了。他首先是符合这个人物，他不是葛优了，他是老汤了，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他还能保持一个让观众喜爱的幽默，这是有意思的。

　　克赛：您上一部《太阳照常升起》赢得很多女性观众喜欢，现在这部《让子弹飞》，特别爷们，您觉得女性观众会喜欢吗？

　　姜文：《太阳照常升起》上映后，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媒体把我说成妇女之友了，说我的片子懂得女人，这挺让我意外让我乐的。我琢磨着是不是女人在看电影方面，比男的聪明，好多细节我觉得不太容易看见的，全看见了，特别能抓细节，特别能把你的隐藏在后边的那些“阴谋诡计”给你看出来。

　　克赛：这个片子您自己打几分？

　　姜文：九成九，留点遗憾，你必须得留点，我们最近不断在找遗憾，找完了之后决定要留一些，不能全消灭。(大笑)

　　克赛：您以后会高产一点吗？

　　姜文：可以，如果你愿意，我就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