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推开房门，你看到的病人是一种绝望的感觉。我是跟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员进去的，他负责提问病人。病人说着话就开始咳嗽，我当时有种转身就走的冲动。但那个调查员纹丝不动。那10分钟我就一直死死盯着这个调查员，才能把自己钉在那。

柴静：第一次独立思考 发掘背后的真相

　　“非典”的考验     

　　第一次独立思考，发掘背后的真相

　　南都：你真正开始找到做新闻的状态是什么时候？

　　柴静：是采访新疆地震。那之前我其实不理解新闻是真的发生在生活中的事情，就像生活只是演播室里面。那次现场报道也没有什么突破，但是让我觉得泡在新闻里了。

　　我跟那个村长都没有地方坐。脸上都是土，头发都是头盔的印子，这要在北京哪敢上镜头。也顾不上准备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只能问他晚上睡在哪，他说睡在地上。问他睡得着吗，睡不着。这要是在北京，我又得准备一天一夜的问题。那个时候才理解陈虻说的“忘我”。

　　南都：紧接着就是2003年“非典”了，是你主动要求去医院采访的吗？

　　柴静：对，我挺强烈地想去，就摆出一副“我就要去做这个采访，我已经在这了，你看着办吧”的态度。制片人觉得我挺逗的，说那你就去吧。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将来小孩问我说，妈，你是记者，“非典”的时候你在干吗呢？宝宝，我在看电视。这怎么交待呢？

　　南都：你当时不怕吗？

　　柴静：确实有点恐惧，但顾不上害怕，兴奋感太强了。有一天我都认为自己感染了，早上起来就感觉发烧。我想反正感染了也要去医院，那就去，结果没事。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们摄制组里的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感染了。

　　第一天去医院里没有医生，没有护士，也没有任何声音。推开房门，你看到的病人是一种绝望的感觉，脸上是一片空白。我是跟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员进去的，他负责提问病人。病人说着话就开始咳嗽，我当时有种转身就走的冲动。

　　但那个调查员纹丝不动。那10分钟我就一直死死盯着这个调查员，才能把自己钉在那。出来赶紧换衣服，直到我的摄像提醒我，看着镜头说点什么。我才开始结结巴巴，一缕头发乱了都要弄好那种。

柴静

　　南都：“非典”报道之后很多观众都认识了你。你感觉到自己成名了吗？

　　柴静：坦率讲那时候外界的(毁誉)确实不是那么重要了。你看到整个事件被颠覆之后的样子，日常生活已经翻了个儿。我们一个组包括司机六个人。做完那个节目谁也不说话，车就漫无目的在长安街上开。领导问你们要干吗？不知道，我们就想还呆在一块继续工作，去哪儿都行。

　　我从中最大的受益，是“非典”之后我做了一个小学生集体自杀的调查，《双城》。6个孩子集体自杀，有两个死了。活下来的谁都不肯开口说什么理由。我们去其中一个家里，那个小孩也不说话。

　　后来我问他愿不愿意跟我回酒店聊天。他突然说愿意，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看到过你的“非典”报道。那个时候你才明白，这是记者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信任。

　　南都：这次“非典”报道在你做新闻方面有何启发？

　　柴静：我们拍“非典”病人转院时，看到很怪的一幕：两个医生从人民医院电梯里推出来一个轮椅，病人坐在轮椅上，白布从头盖到脚。但没有隔离措施，没有防控服和口罩。我数了一下，一共29个病人都是这样。现场特别慌乱，我问院长，他说天井出事了。

　　“非典”结束后回头想我才觉得不对，我一定要进去看看天井。我们找到医院的主任，他说这样的事他再也不愿回忆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能理解他的痛苦。

　　最后他带我们进去，是一个非常窄的天井，加了一个顶，变成一个输点滴的监护室。大概有27张床，整个那个空间里面，桌子椅子全部都翻了，四腿朝上。你都能听到整个空间在尖叫一样。就是人在逃难时那种惊慌失措、什么都顾不上了的感觉。

　　一块小黑板上写了20多个人的名字，后面都写着肺炎。其实都是“非典”，但是那时候谁也不能说。

　　南都：医院没告诉病人是“非典”？

　　柴静：如果是坐在演播室我肯定会问，你们这样太不负责任。可是当那个主任站在我身边我看到他的表情，我就想到他们也一样。他们知情但连个防护服都没有，每天就沤在里面。我问他你靠什么保护，他说没有什么隔离，我们靠精神保护。

　　原来不太理解他脸上为什么是那么呆板的表情，确实是一种非常非常沉痛的心情。这个节目是我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让我去独立思考，发掘背后的真相，而且看到那个代价。

　　南都：你同事有没有说，看你这么瘦弱的一个小姑娘去做这个采访，不忍心之类？

　　柴静：没有，搞新闻的同行是没有什么怜悯之心的(笑)。我们做这两期节目的时候，经常要说服别人接受采访。我就说你们把车停在这等我出来。他们有时候在外面要等四个小时，我在里面不断劝别人。

　　后来他们说“我们几个当时就在想，给这丫头三年时间，看她还有没有这个劲花四个小时去说服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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