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火柴的柴，安静的静”，柴静的粉丝很喜欢提起这句她当年的自我介绍。他们觉得沉静地燃烧这个意象，正符合柴静既温柔又犀利的风格。

柴静：如果不能生存 那就熄灭吧

　　柴静1976年生于山西，在祖传的老宅大院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1991年，15岁的柴静到湖南长沙读大学。她给自己喜欢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写信，说：“可否帮我成就梦想？”被这句话打动，这位名主持马上让她去面试。

　　18岁，柴静开始了自己电台主持人的生涯，主持一档叫做《夜色温柔》的午夜音乐节目，成为上世纪90年代长沙大学生无人不晓的电台节目。

　　多年后，还有人对她说，“我是听你的节目长大的”。一位粉丝回忆说，“你不会知道九十年代末长沙有多少人在周末的夜空中守侯着一个声音，并为她所感动。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上还有爱还有希望。”

　　如果不是2000年央视著名制片人陈虻的一个电话，柴静今天或许还会是一个柔情而又文艺腔的节目主持人。陈虻力邀她加入央视，柴静带一点尝试的心理进入《东方时空》时，并没料到自己后来会得到“新闻女侠”的江湖美名。

　　2003年，柴静进入《新闻调查》栏目，参加了《北京“非典”狙击战》的拍摄，成为最早深入“非典”第一线采访的记者之一。摇晃的镜头、柴静身穿白色防护服的瘦弱身影和苍白的面容，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此后，采访艾滋病人、自杀儿童、吸毒女、地震、奥运、征地，柴静的身影总出现在新闻的第一线。有人总结，在这些节目里，镜头中的柴静62%的时间挺身而出与黑暗势力交锋，38%的时间低下身去倾听弱者的申诉。那个瘦弱但眼神坚定、提问尖锐的女记者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2009年8月29日，柴静在首都女记协演讲大赛发表了名为《认识的人，了解的事》的演讲，荣获特等奖。

　　这段视频被放到网上。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在土豆网创下一周点击率突破1000万次的纪录，网友纷纷转载，留言，超过了章子怡、周立波等娱乐圈红人的视频。

　　柴静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文学青年。15岁上大学的时候，她已经能用自己的文字自谋生活费。现在，她读顾准，读胡适，读歌德，读朱光潜；她写周云蓬、写冯唐、写卢安克，每篇文章都有上万的阅读，而且被广为转载。她的粉丝会在博客上留言，建议她怎样提问会更好。

　　柴静说，她最想做的还是记者，这是一个能让她“保持清醒和客观性”的职业。而她喜欢的人，无论顾准还是胡适，或者她的好友周云蓬、罗永浩，他们都是精神自由的、有强大理性基座的人。

　　她的另一个目标是“拔桩子”，“排毒”，把那些多年文化与教育形成的，禁锢在头脑中的固有成见、条框一一拔出来。采访卢安克的那一期节目：“他把我头脑里面的桩子乱七八糟全部拔出来，扔在地上，让我看到。”柴静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让人感激的狼藉》。

柴静

　　做新闻

　　如果不能生存，那你就熄灭吧

　　南都：上世纪90年代你在湖南主持电台节目《夜色温柔》。我搜资料时才发现，不少人都说当年是你的广播粉丝。

　　柴静：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挺否定我电台时期的，觉得太文艺了。后来一个朋友跟我讲，不要低估那个阶段。回头看那个阶段，我觉得好的一点是，我还比较克制。

　　做电台很容易犯出口成章的职业病，我还比较老实，不会不懂装懂、教别人人生，语言也比较节制。电台也培养了我一种，有抽象的受众群体在那里的感觉，让我不太有在传媒中自说自话的习惯。这特别重要。

　　南都：2000年陈虻为什么找你去做新闻，他跟你讲过吗？

　　柴静：没有。他就是看了一期我在湖南卫视接受的一个采访，然后就打电话找我。他那么多年也没表扬过我，对我只是“羞辱”、斥责。后来我跟朋友去医院看他。他在病床上就说了一句，柴静这人有众所周知的缺点，不过她有一个特点：她不太人云亦云。这可能是他唯一的，算表扬吗？

　　南都：央视给你感觉是怎样的？

　　柴静：开始我不想去。陈虻说，过两天我们有一个年会你来玩玩吧。我就去了，我跟大家一样，之前都觉得央视的人都特严肃，很正式的。

　　后来在那个年会上看了几个片子，一个就是小崔用《列宁在1918》改编的《大史记》，挤兑领导，挤兑同事。讽刺人的和被讽刺的都在底下，大家一块哈哈大笑。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是挺前卫，它有一个颠覆结构，有一种自嘲的力量，特别来劲。我被打动了。

　　南都：转做新闻，你适应得快吗？

　　柴静：之前我工作中没有受过什么挫折，但是做电视，一下就蒙了。你不要指望谁会教你。如果不能生存下来，那你就熄灭吧。回头想想做新闻要没有这个劲也不行，这是必经的。

　　我那时候很勤奋，采访前花很长时间准备。三深更半夜编片子编到三四点，然后送到台里。我是临时工，进不了大门，只能请导播到大门口来接带子。我住18楼，回去太晚电梯停了。好不容易爬上去，打来一个电话说有问题又再爬下来。

　　南都：你有什么学习的对象吗？

　　柴静：有一天我吃饭的时候路过电视厅，看到陈大惠在采访牛群。我端着碗把那个节目看完，第一次意识到采访可以比一个电视剧更好看。他的采访每个问题都非常短、直接，但整个采访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我从陈大惠那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对新闻的理解。

　　有一次我问他，做三方连线要兼顾气氛，如何把握。他说了一句话：新闻就是新闻，你根本不用顾及任何交流感和气氛这样的事。如果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掌握新闻的核心源，那你整个一小时就采访他一个人也是可以的。

　　我说其他两个人怎么办，会不会冷落他们。他说这根本不重要，嘉宾舒不舒服不重要，观众舒不舒服才最重要，真相才最重要。

　　南都：你就这样上道了？

　　柴静：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我当时做不到。那时发生一件事，几个天津农民用自行车飞越长城，有一个死了。我就把其中一个人跟他的教练请到演播室，面对面的做采访。

　　如果你去查当年《南方周末》刘洪波写的一篇文章，就是批评我(这一期节目)的。我觉得记者都会有一个阶段，想要那种特别狠的，一招致命的东西。你就想我要打败谁，我要在采访中赢。

　　南都：问题出在哪里呢？

　　柴静：播出后我收到一个同事的短信，说你这个节目的重心放错了吧？因为我已经预设了这几个农民就是一个草台班子，一心为了成名炒作，去冒那种不必要的生命危险这样的前提。

　　后来就看到刘洪波那篇评论文章，说这个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我当时有点蒙了，不知错在哪里了。后来才觉得重心放错了，飞越长城是有部门监管和批准的，如果问责应该先问他们。而且我不是试图理解这些农民，直接对他们下了一个判断。

　　过了很多年再看这期节目，我才发现其实更大的问题不是提问本身，而是我当时整个的姿态和表情。我剪一个短发，穿一身套装，就杀气腾腾的坐在演播台上，眼睛里面都是一种“我得手了”的那种优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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