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起，我要告别当代

　　从1995年拍第一个短片开始，我一直在重复拍当代社会的故事，肯定要触及很多当代问题，比如个人与社会，公共话题……但现在我发现自己对历史越来越感兴趣。2008年，我终于要另起一行了。

　　我拍历史，只是因为当代很多问题的症结都在过去。我不再满足于仅仅呈现了。我想追索原因。

　　我这两年一直在看历史书，比较关心近现代史，比如说民国，晚清。这两个历史阶段对中国现代影响这么大，但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两个时期保持着缄默。晚清是文明的夕阳时期，很多新的观念和古老的东方观念并存撞击和融合。那时中国人意识到国力之衰，科技文化之落后。中国那时想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如果2008年奥运会是中国逐渐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的话，我想回溯到晚清，有现代化国家之梦之初的图景。

　　在中国刚刚寻求现代化的时代，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干，很有戏剧性。

　　我现在在同时写两个剧本，一个故事发生在1905年前后，那时电报已有了，西洋的传教士进来了，科举制度取消了，开始办新学堂了，大量留学生留洋了，那一年既是一个王朝的末世又是一个时代的初生。

　　晚清让我们了解，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国民如何有强烈愿望步入现代社会。这里有哪些东西是非常痛苦的付出，哪些是悲剧性地无法逆转的习惯。100年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并不算太长。

　　1949年的那个剧本写国共两党在香港的角力。政治和谈、生离死别，恩怨情仇都在弹丸之地发生。作为一个简体字时代长大的人，我对香港、台湾这样的繁体字体系的文化格外着迷。

　　我知道你会问我，是否已经把当代故事说完了。我想，每个导演的当代都是说不完的。但十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一种写实风格，以一种文献记录的方式讲人在大的变动中的迷失与个人承受，这种视角到今天，我觉得需要“休息”一下。

　　最大的原因是我拍了《三峡好人》。2006年拍这部片子时我有一种发现。我一直深信，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要生活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之中。到《三峡好人》时，我发现这一阶段中国改革的成果已经呈现了，三峡就是最大的纪念碑。比如经济的自由和疯狂扩张，意识形态的依旧严厉的影响，公平的问题与贫穷和灵魂的失范，都已经呈现了一遍。所以在《三峡好人》的故事梗概上，我写了这么一句话：“事已至此，一些该放下的就要放下，该拿起来的要拿起来了。”面对三峡工程，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心理：这么大的坝，它已经建起来了，你批判它，不同意它，但作为一个事实，它已经强加给我们的生活。最重要的不再是评论，而是当它已经成为我们一部分时，我们该怎么办？我无意评价大坝是否该盖，更不要说想对三十年改革说三道四，这不是我关心的范围。我关心的是这个事实产生后，给普通中国民众带来的影响。拍完这个片子，我有一种终结的感觉。我想休息完以后，我还会继续现实题材，但在这个短暂的间歇，我还是想在这一两年回顾历史。

　　很多人问过我，2008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山西的事件，有没有创作的冲动？我不是一个纪录片导演，对我来说，很多事都在意料中，因为它们是时有发生的，只是没有像今年这样集中呈现。很多事情让你痛心疾首。因为文化层面现实我看到的太多了。

　　如果当代的问题只找当代的病因，那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我会带着当代的角度观察历史，一句话：以古喻今。寻找历史的新资源，发展一种新的看法，能成为我们反思当代生活的资源。

　　其实越历史，越现代，我们为什么喜欢看名人的回忆录，因为有很多事情它并不是新的，对我们当代人来说是新的，对历史来说是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