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会的二十多人分成了两桌。和吴老师一桌的人，基本吃不上饭，因为他一直在说，谁也不动筷子，听他纵横摆阖。吴敬琏不大通人情世故，和多久不见的人没有寒暄，上来就谈国家大事。八年前，在七十岁生日宴会上，他曾深情地说：“我的生命是和中国的改革事业连在一起的”。在我看来，吴敬琏是把自己全部地奉献出来，他的生活也是和改革连在一起的，因为他的生活就是工作，连同夫人，也被他拉进了这种生活。

　　我选择坐在另一桌，看着78岁的吴敬琏神采飞扬、思路敏捷、谈锋甚健，禁不住想：从1976年“拨乱反正”、1978年务虚会到今天，数风流人物还有几人在？他，不仅活跃，还依然以开放的思想学习、吸纳、上升，成为经济学界和公众眼中不言而喻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往年三月“两会”，吴敬琏都是媒体焦点，他的话题常常引起争论和歧义。有时，他辩解，重申；有时选择沉默。今年，他终于结束了政协委员的任期，想淡出媒体视野，专心研究和教学。出身于报业家庭，从小目睹了父母创办的《新民报》中那批记者的职业精神，他对记者有感情也有厚望。对于来访的记者，吴敬琏总会为他们准备一套自己的书，希望他们研究问题，有理性、负责任地担起“无冕之王”的职责。

　　在改革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灾祸四起，很多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有人在对医疗、教育、住房、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讨论中，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说蛊惑群众，煽起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风潮；有人将其归罪于“主流经济学家”，网络上流传着对吴敬琏的指责和攻击。

　　吴敬琏是痛心的。是为中国的改革。

　　他一直呼吁人们冷静思考，看问题到底来自改革走错了方向，还是来自改革不到位？

　　他一直在努力宣讲，把他的分析和论证告诉人们。比如，收入不平等问题。吴敬琏说：“要分析它的两个来源：因身份地位不同而产生的机会不平等和因能力和财产状况不同而产生的结果不平等。这二者，哪一个是当今中国的问题所在？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贪官污吏利用公共权力寻租、盗窃公共财产，或者私相授受公共权力(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垄断部门利用垄断权力也很容易取得高额收入。大众切齿痛恨的其实是凭借公共权利攫取高额收入的贪官污吏。因此，从源头上扼制腐败。如果不推进市场化改革，不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还是由权力安排，制度性的腐败无法消除，收入差距也无从缩小。”

　　再比如，低收入阶层基本生活和福利得不到保障问题，吴敬琏说：“其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没有建立。这不应当归罪于改革，而是归罪于改革的步伐太慢。最重要的补救办法，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进行民粹主义式的鼓动和采取平均主义的政策‘劫富济贫’”。

　　还有，行政垄断，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也十分盛行，这抑制了竞争，使垄断行业的价格高、服务差。归根结底，在吴敬琏看来，诸多社会问题，都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