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端被诊断为“引产”
2000年4月8日，家住豫西新安县洛阳铝矿的青年女工翟玲玲和丈夫郭大星起了个大早，因为他们商量好一起去20公里以外的新安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体检，然后申请领取准生证明。因为一个小生命正在翟玲玲的体内孕育。
上午8点多，翟玲玲和丈夫来到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医生为翟玲玲做了一些常规检查后，问她：“在此之前做过引产没有？”翟玲玲觉得医生提的问题莫名其妙，使劲摇着头说：“没有，我才结婚4个月。”
检查完毕，翟玲玲感到肚子很痛，便去了一趟厕所。等她回来后，见丈夫的脸变得阴沉沉的。丈夫气呼呼地说：“你是咋回事？”就没了下文，然后就拽着翟玲玲闷声不响地离开了医院。一进家，郭大星猛地关上房门，从嘴里蹦出两句话：“你欺骗了我。我们马上离婚！”看着丈夫一脸怒气，翟玲玲小声地询问是咋回事。过了好一会儿，郭大星才冷笑着说：“你还有脸问，刚才计生站的医生说你做过引产手术，你一直在骗我。”翟玲玲一听此言，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泪水夺眶而出。原来，在翟玲玲的孕检诊断书上写着：“妇查，外阴：舟状窝变浅，宫颈‘一’字型。诊断：引产过。”
翟玲玲不相信这是真的，她声嘶力竭地说：“绝对不可能，我敢对天发誓：肯定是检查错了！你把诊断书再拿来我看。”
“你别想销毁证据，你的罪证明明白白地写着，还想抵赖不成！想看，到法庭上再看。”郭大星说。
翟玲玲哭着央求丈夫：“你如果信不过我，我们明天可以去大医院再检查。”从未与妻子红过脸的郭大星这时竟然狠狠扇了翟玲玲一个耳光：“不要脸的东西，我才不陪你去丢人现眼呢，要去你自己去！”
丈夫的殴打和辱骂让翟玲玲肝肠寸断，她哭了一夜。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第二天一大早，翟玲玲来到了洛阳第二、第三人民医院进一步确诊。翟玲玲忐忑不安地从两家医院妇产科医生手里接过了诊断书，一看结果，与县计生站检查结果正好相反，她心里踏实了许多。可当她把诊断结果拿给丈夫看时，没想到郭大星阴阳怪气地说：“那不是权威机构，我相信计生站的权威性。”
得不到丈夫一丝半点信任的翟玲玲傻了：丈夫为什么就这样轻易相信她是个不清白的女人呢？翟玲玲欲哭无泪。
踏上求证之路
为了挽救这个濒临崩溃的家，为了自己的名誉，痛苦万分的翟玲玲再一次踏上了求证之路。
2000年5月16日，翟玲玲在一个同学的陪伴下来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当看到医生写下“下肢及腹部未见妊娠纹，单根椐宫颈‘一’字型无法确诊病人有引产史”的诊断报告时，翟玲玲提到嗓子眼的心再次落了下来。随后，她又来到河南省计划生育科研院，诊断结果为“生育迹象不典型，，属已婚未产式”。2000年5月18日，翟玲玲带着县、市、省级的检验报告来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法医鉴定。其鉴定结论为“被检查人未曾做过引产术”。有了这些能洗刷自己清白的权威性的证明，翟玲玲长长舒了口气，和同学有说有笑地回到了家。
当翟玲玲将更权威的鉴定结果告诉丈夫时，郭大星投来的却是不屑的目光，并上前欲夺翟玲玲手中的材料，口里骂道：“你真是恬不知耻，不要脸。”接着又对翟玲玲大打出手。
丈夫起诉离婚
2000年5月20日，翟玲玲从镇上两个药店买来30多片安眠药，趁丈夫不在家时服了下去，想一死了之。可由于她已怀孕，妊娠反应加上药物刺激，安眠药很快被全部吐出来。半个月后，翟玲玲又割腕自尽，幸亏被父母发现救了过来。
做父母的不能眼看着女儿因为误会闹出人命，于是翟玲玲的父母叫来郭家的人一起商量此事。通过调解，翟玲玲以死相逼总算换来了这场风波的暂时平息。这时，郭大星家开始劝翟玲玲做人工流产，理由是既然县计生站出具了“引过产”的证明，要想再领到准生证明就必须先做人工流产。当时翟玲玲虽然搞不懂这是咋回事，也没有想到这件事的后果，只一心想挽回这场婚姻。
2000年6月23日，翟玲玲在丈夫的陪伴下，再次来到新安县计生站含着屈辱的泪做了人工流产。医生告诉翟玲玲，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两个多月了。
做完人流，身体虚弱的翟玲玲不但没有得到丈夫一点的照料，反而被丈夫逼着办理离婚手续。此刻，身体虚弱的翟玲玲几乎难以站起来，根本不可能和丈夫去办离婚手续。郭大星见她不能走动，就从衣兜里掏出事先拟好的离婚协议书，让翟玲玲签字。翟玲玲没有签字，这下又惹恼了郭大星，一阵打骂后留下句话：“你不签字也能离婚。”说完就走了。
万念俱灰的翟玲玲又想到了死，她一口气吞下两瓶半安眠药后，就失去了知觉。这次刚好翟玲玲的一位同学去家里看望她，一看她躺在床上人事不省，慌忙一边给翟玲玲家打电话，一边到矿上医院求救。在医生的抢救下，翟玲玲再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当晚，翟玲玲被送进新安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她在医院一住就20多天。而郭大星置妻子的死活于不顾，表现得异常冷酷无情。
2000年7月20日，拖着虚弱的身子从医院回到娘家的翟玲玲突然接到新安县法院的传票。原来郭大星已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他与翟玲玲离婚。
看到传票，翟玲玲彻底绝望了。
7月20日，新安县法院就郭大星与翟玲玲离婚一案进行调解，但双方没能达成离婚协议。二人离婚一事暂时搁浅。
2000年9月10日，翟玲玲找到郭大星说：“既然我们已经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离婚也离个明白，请将能说明你离婚理由的那个诊断书给我看看，否则，我不在离婚书上签字。”
见翟玲玲一直坚持要看诊断书，郭大星一会儿说在他姐姐那里保存着，一会儿又说交给法院了。争吵的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第二天一大早，郭大星找到翟玲玲又是一顿毒打，造成翟玲玲左耳鼓膜震荡伤，轻微脑震荡。
计生站被推上被告席
在医院养好伤回到家里之后，翟玲玲左思右想，觉得丈夫逼着自己离婚，唯一的理由是计生站出具的引产证明。她想到了法律，她相信公正的法律会为自己讨回公道。于是，翟玲玲来到洛阳市唯真律师事务所请求帮助。任万里律师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根据《河南省〈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站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在计生站职权范围内没有任何一项授权计生站可以为领取准生证明的育龄妇女出具是否有引产史的证明。而且，连新安县计生站自己也认为，作引产诊断证明与育龄妇女领取准生证无任何关系。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2000年10月11日，翟玲玲将新安县计生站推上被告席并保留起诉其丈夫的权利。
2000的11月17日，新安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
一晃4个月过去了，翟玲玲及家人苦盼苦等的判决书下来了。新安县人民法院判决翟玲玲败诉。
2001年3月10日，翟玲玲不服洛阳市新安县法院的判决，按法律程序上诉到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此同时，翟玲玲因受打击太大又一次一病不起。正在万般无奈之时，父亲翟建民看到中央电视台播报说全国人大会议正在北京召开，于是眼前一亮：何不将女儿的冤屈写成材料送到全国人大代表手里，也许能替她申冤昭雪。
3月12日，翟建民和大儿子翟树华冒着大雪赶到郑州，乘火车于第二天早晨到达北京。在打听的过程中，他们恰逢河南省的人大代表。翟建民父子将事先写好的20多份材料全交给了他们，其中一个代表说：“我们先商量一下，然后给你们一个答复。你们先回去吧，有结果我们会尽快按你们留下的电话与你们联系。”翟建民父子感动极了，于当天夜里踏上了返回郑州的列车。
就在翟建民回到家的第二天上午12点钟，一位人大代表打来电话说：“我们24位人大代表联名将这份材料递到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立即引起主席团成员的重视，并在分组讨论会上专门讨论研究了这个离奇的案件。参加讨论的还有最高法院的一位副院长，他立即表示，要严肃监督这个侵权案。为此，大会主席团还将分组讨论结果专门出了一期会议简报，向各个代表团发送。”
2001年4月20日，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代表又打来电话：“此事已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的负责人在代表们递的材料上批示：‘你们转来的关于翟玲玲诉新安县计生站一案已引起本院的高度重视，我们已批转给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督促他们抓紧办理此案并将结果报最高人民法院。’”听到这个消息，翟玲玲及全家人为之一振，觉得这一冤案不久就能昭雪了。
洗刷不白之冤婚姻仍被搁置
6月6日上午9点，翟家终于盼来了二审开庭，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9号民事审判庭热闹非凡，坐满了新闻媒体的记者。
2002年10月，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翟玲玲诉新安县计生站一案进行了庭外调解：法院认定新安县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3位医生的诊断是错误的，有关责任人向原告翟玲玲赔礼道歉；被告赔原告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费共计3万元，并承担所有诉讼费用。
经过两年不屈抗争，翟玲玲终于为自己洗刷了不白之冤。官司虽然赢了，但她竭力想挽救的婚姻将会是什么结局呢？连她本人也很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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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水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