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似乎从去年女儿上中学住校后开始,我渐渐感觉到我的婚姻有了问题——和丈夫张强没有话说。晚上在家,我的任务是看电视,他则出去应酬。如果没应酬,他不是上网打牌,就是自己抱本书看。一天到晚,我跟他说的话还不如我在单位和同事说的多。为什么就没有话说了呢?这是否就是书上常说的“婚姻疲惫期”?还是他在外面有了寄托,对我没什么兴趣了?
我们的婚姻和天下很多平凡夫妻的差不多,我师范毕业后,分到中学教书。他当时刚研究生毕业,人很内向,长得黑黑瘦瘦的。我们相处了一年半的时间,大概这就是人们说的缘分吧,似乎没有很深的爱情,但两个人的脾气性格还是比较相投的。我上学年龄比较迟了,也想早点结婚,觉得结了婚人生就可以塌实地开始了,他也一样。
我们结婚了,很快有了孩子。他在政府部门工作,开始还觉得有意思,但渐渐地就觉得压抑起来。他其实是个个性比较强的人,还喜欢看一些古典文学的东西,所以似乎总是很郁闷。后来他就说要去深圳,我觉得太冒险,不让去,这事就暂时搁下了。1990年元旦到了,那天下班,我正在做饭,他突然到厨房里对我说:“明天我就走了。”
我以为他出差,还反问一句:“去哪里?”
他说:“我已经把工作辞了。”
我立刻就傻了眼,那个时候,敢辞职的人很少,而且多是年轻人,我们这样有家有口也有正式工作的人谁会辞职啊,最多停薪留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当时住房条件也不好,厨房又小又黑,烟雾缭绕中,我就看见他愣愣地站在那里,什么也不说。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想了半天,才把火灭了,出来问他怎么回事。他不说,我多问了两句,他索性生气,一摔门出去了。
那晚他是喝了酒回来的,喝得多了。第二天,他竟然就真的走了。
现在想想,我们以前的交流就不是很好。至少他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太原,去深圳我就没弄明白。但我们的生活没有问题,感情上也和大多数夫妻一样,平静而祥和。两年以后,因无法忍受夫妻这样分居的局面,加上他又重新做了公务员,分了房子,我就带着女儿也来到了深圳。
开始几年的生活是艰难甚至是苦涩的,我们两个人都在努力拼搏,好在这里只要你肯干,努力干,就能看到前途,就能挣到钱。我不再做教师了,先后做过营销、卖过服装、跑过贸易、做过文员,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到现在,也做得还算可以了,至少收入算是中上等了。我们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过得自在起来,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孩子也上了私立学校。
可我们突然没有话说了。
(二) 我开始真正注意他的生活,仔细观察他是否有了外遇。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上下班很正常,所有的应酬也很正常,手机上没有可疑号码,在家里也没有什么让人怀疑的电话。但他似乎就是对我提不起兴趣来。
张强单位去年有次人事变动,当时他很有希望提副局,呼声也很高,但最后还是因为一个小差错落了空。那之前他很有精神,无论干工作还是管孩子,或者是帮我做家务,都风风火火的,很有自信。升官没戏后,他沉闷了一段时间,天天看书、写文章,还告诉我,从此要清心寡欲,过小老百姓的生活,而不再想去做什么大事情了,只要平稳、安宁,有吃有喝,就可以了。
但他没有坚持两个月,就改变初衷了,人竟然浮躁起来。只要有人叫他出去喝茶、吃饭,他肯定就去。书不看了,说看了也没用,文章更不写了,甚至坚持写了那么多年的日记也不记了。似乎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本来就不多的交流变得更加贫乏了。
几乎天天都是这样——早上我先起来,做好早点,他就出来了。吃饭的时候,我是两三口就快速解决的,他则恹恹地,不耐烦地翻翻报纸。他曾明确告诉过我他上午刚起床,是不喜欢讲话的,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上午说的话的确很少很少。我吃完就走了。中午我们各自在单位解决饭菜,晚上他多半是不回来吃饭的,如果临时要回来,他才给我电话。自从感觉到我们之间有问题后,他几乎没有这样的电话了。
晚上我们连休息时间都不一样,他要么回来很晚,要么回来就趴在网上,等我睡着了,他才进来。后来他说怕吵我索性搬到另一个房间里住了。
我们分居了。
这些事情是一天一天发生的,时间的漫长让我忽视了问题的严重性。突然再回头,发现我们竟然已经要成陌路夫妻了。我开始试图挽回这样的局面。
2002年夏天,我在几次邀请他晚上回家与我一起看电影或是散步未果后,开始想要找他好好谈一次心。那天晚上,我等他回家一直等到很晚,然后去了他的房间。估计他也看出了我的意图,尽管不太乐意,但是强忍着。我钻进他的被子,靠着他,说了几句单位的闲话后,问他是否感觉到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没有,”他冷漠但坚决地回答,“是你多想,什么问题也没有。”
“但为什么我们没什么话说了呢?”
“我们本来话就不多。”他说,表情依然冷冷的。
他的样子是拒人千里的,这深深地刺痛了我,我甚至突然想,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让他这么厌烦。于是,我尽量好脾气地不说话,慢慢等他平静了点,才问他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
“和你没有关系。”他搡着我,想让我下去,虽然动作不厉害,但意思是明确的——他不想跟我谈话。
我厌烦了。我实在没有耐心来和这样一个人沟通,他根本不是什么不想交流,而是明显地耍无赖。他的心理已经有问题了,可谁又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而我,自始至终最最想不通的却是,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凭什么要恨我?
(三) 2002年冬天,我的父亲生病动手术,我回家探望。手术很成功,想到自己常年在外,很难得有机会在老人床前尽孝,我便把陪床的任务担当了起来,天天呆在医院里。
一天去水房洗衣服,进门和一个男人碰到了一起,门窄,我让他也让,等再抬起头,才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当时没说话,他似乎也在想什么。我洗好衣服,就回了病房。
突然他敲门进来了,一脸的激动:“王一平吗?”他问。
与此同时,我也想起他是谁了,我的中学同学杜大伟。
上学的时候我们都还青涩,个个又瘦又小,过了这么多年,相比之下,每个人变化都很大。如果他不叫出我的名字,我们一定就这么擦肩而过了。
原来他是陪儿子的,儿子腿摔坏了,也在这里住院。从中学分开后,我们几乎没有再见过面,自然就有了说不完的话题,什么老同学的消息、老师的消息、个人自己的事情……其实,在我们上学的时候,男女生说话本来就不多,大家也并不是很了解。只是有那么一份情谊在,才让我们今天的交流变得无比顺畅。
这才发现他是个很不错的男人:我照顾父亲,有时候需要帮他翻身、擦洗,而只要他在边上,便会毫不犹豫地帮我去做,而且,他做起这些事来,比做儿子的还要自然。他的妻子是个瘦弱但开朗的女人,两个人感情不错,当着孩子的面也会你喂我一口我打你一拳的。他则呵呵笑着,好像孩子一样。
那样的夫妻情分,让我羡慕。
一天晚上,父亲早早睡觉了。房间里很憋闷,我就到花园里去走走。天黑了,朦朦胧胧的。想着自己的家,想着张强和我的关系,我的心情怎么也无法舒展开来。转眼我回太原已经20多天了,这期间,除了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外,我们再没有通过话。而仅有的那一次电话还是我问女儿换季添衣服的事情。
就看见杜大伟也在前面慢慢地走,抽着烟,低着头。我走过去,和他打了声招呼。他乐呵呵地回应着。
那天晚上,我们俩聊了好久,不知道说到什么事情,我就把自己和张强的情况倒了出来。他仔细地听着,眉头不时皱起,看来也觉得奇怪。他问我是否能肯定他没有外遇。
我说基本上可以肯定,他目前的状态很颓废,并不像是有外遇的样子。
“那么他究竟想做什么?”看上去他也糊涂了。
我说我不知道。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杜大伟和他妻子亲密无间的样子,这让我备感伤心。当时心里就想,回去如果再那样,就离婚。谁也不想过那样的日子啊!那些天,闲下来,就在思前想后,甚至追忆到了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也许,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爱过我。
怀着对婚姻最后的希望,2003年元旦刚过,我回到了深圳。
张强的态度更加冰冷了,他甚至连我父亲的情况怎么样都没有问。女儿如果不在家,家里就仿佛死寂一般,我们各自守着各自的房间,紧张和寂静简直要将我吞没。我看不下去书,看不进去电视,就静静地躺在床上。第一次认识到,寂静其实也是一种折磨,冷漠也是一种摧残。
快春节的时候,我忍不住了,主动提出离婚。
张强没有反应,冷冷地,回答说:“你想离就离。”
我说:“离之前请你告诉我实话,你是否在外面有人了?”
“没有,”他说,眼神很是漠然,依然不想多说一句话的样子,“如果你想离你就走吧,不想离我也无所谓。”
“到底为什么?”我哭了,问他。
他又闭上了嘴,不说话,眉头紧紧皱着。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也很乱。
(四) 我接到了杜大伟的一封信。信竟然是用特快专递寄的。他说他有个好朋友,是心理咨询师,有次聊天的时候,他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那个医生。那个医生说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张强的状态是种心理疾病。不少中年男性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可能张强的严重了点。
“他可能是压力太大了,无法化解,”杜大伟在信里说,“尤其是去年的提拔让他有了精力消耗怠尽的感觉。朋友说,有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会对家人和身边最亲密的的人产生强烈的怨恨情绪,觉得他们帮不上自己,从而变得心灰意冷。这也是家庭冷暴力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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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水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