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上海小伙杨植峰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70多人的一个班，三分之一留在上海，三分之一去了北京。去北京的这三分之一里，有4个上海人，杨植峰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上海还是死水一潭，而北京的立交桥已经造了起来，比上海有生气。”另一个促使他去北京发展的原因，是住房问题。“太挤了，我父母加上我们3兄弟，住在20多平方的房子里。”
如今，当年去北京的4个上海同学中，已有3个回来了，其中又有2个，是在国外兜了一圈再回来的。
1989年，杨植峰去悉尼读书，期间认识了他的广州太太。
1994年，太太从悉尼回上海过春节，那是她第一次来上海。“那天下着雨，从虹桥机场出来，经过延安路时，高架还在修，到处是泥浆，又脏、又冷。”住在杨植峰家，没有暖气，更要命的是，卫生间是合用的。“很小，一蹲下去，脑袋就撞在门上。外头的公共厕所脏得脚都踏不进。觉得上海怎么这样！还没有广州好。”
1999年春节，两人一起回上海旅游。“那时候就觉得好多了。”去城隍庙玩时，太太指着附近的“太阳都市花园”说：“要是能让我住上那样的房子，我就回来。”
不管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曾几何时，大批大批的上海人走了出去；但是今天主旋律肯定是“进来”。很多是外来的人，很多是出去了又回来的人，还有一些是我们想不到的人……
杨植峰来开门，关照不用换鞋———这是在澳大利亚生活时养成的习惯，他说要求客人换鞋不礼貌。
落座，杨太太端上大麦茶和一切为四的正宗广式月饼———杨太太是广州人，月饼是老家寄来的。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不过，广东人都说这是最好的。”杨植峰开口就是普通话———在北京先后工作过6年，时不时地，透出点京腔。
只有在和钟点工交谈时，用的是母语上海话———1984年大学毕业时，离开上海去北京工作；5年后，去了澳大利亚读书；2000年迁到北京工作；2001年回到上海……杨植峰说，要是晚生个10年、20年，要是他毕业时的上海能有现在这么好，或许他就没这么折腾了。
上海—北京—悉尼
“如果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我就回来”
2000年悉尼—北京—上海
4年买了5套房
2000年，杨植峰果然回来了，不过第一站是北京。
第一件事就是买房。“否则，你就永远没有自己的家。”第一次买房时，还有“内销房”、“外销房”之说，可选择的楼盘很有限。专程从北京飞回来，用了5分钟，定下了一套房子。后来，杨植峰每次买房，都不超过5分钟。
2001年回到上海。第一套房子住了没几个月，买了第二套，那时没有了“内、外销”之说；搬去第二套住，把第一套重新装修、租掉，后来又买了第三套；去年“非典”期间买了第四套，就是现在住的这套；手头正在装修的是第五套……没有一套是房子住满一年的。
“上次我给我妈打电话，说‘你记一下电话号码哦’。她说，‘啊！你们又换啦！’”“只要不让我越住越差就行了。而且，上海的房子总价比悉尼便宜，还投资得起。”杨太太对此也没什么异议。
2003年，公司亚太区大亏损，杨植峰趁势幸福地“退休”了。结束了小半辈子的折腾，闲在家里，看看书，写写东西，他觉得，这才是学中文的人该做的。
不想另找一份工作。因为上海的生活成本不高。“在悉尼的时候，叫个车，就要四五十澳币(1澳元约相当于5元人民币)，一个晚上花费200澳币是常事，算算就心疼。”当他的位于镇宁路口的金桥花园从6200元每平米涨到1万多元，而其他的地产也有相当涨幅的时候，在上海做一个寓公的选择是顺理成章的。
也不急着回悉尼。“像我们这种第一代移民，毕竟没法真正融入到别人的文化里去”。杨植峰说，在悉尼工作时，每个星期，公司都要组织员工一起去泡吧。端着酒杯，他觉得索然无味，可还是不得不陪着耗到半夜三更。双休日，老外喜欢到农场去，“玩是可以，但割草、剪羊毛，我是不干的。”
“中国人么，还是喜欢吃吃喝喝的呀。”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上海更舒服的吃吃喝喝的地方吗？(文/朱筱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