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小柔
出北京站，坐地铁，倒807，这是我每次回北京的固定路线，闭着眼都能摸回去。路上的景像始终摇摇晃晃，等它停顿下来的时候我就到家了，其实那根本也算不上家，一开门里面的人永远意意症症，大家见面一般习惯性地转移目光，谁也不能拒绝谁，谁也用不着理谁。门永远不上锁，因为彼此都不知道今天谁是这里的主人。我一般只推靠右手的门，因为
那12平米的空间是每月用一千块钱的血汗钱租来的。
我们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阳台，一个客厅，一个冰箱，但我们彼此陌生，甚至也不知道每间屋里的人都是什么关系，都做什么工作，所有的房间里只有一个插销，只要人出去，房间就成了其他几家的过道。我算了一下，虽然只有三间屋子，但如果全部的房客到齐，一个单元里就能出现八个人。人多打瞎乱，鸡多不下蛋，这话说得一点儿不错。
先说厨房。我几乎就没进去过，只要一动去厨房做点什么的念头，你看吧，里面准有人，一个房客特喜欢厨房味儿，她从早忙到晚，要不知道的准以为那是个修抽油烟机的工人，似乎只要醒着她就得进厨房。所以，在上星期，我把买了半年多还一次没用过的炒勺送给了一个刚在芍药居租了房的朋友。
再说厕所。那简直是噩梦开始的地方。早晨醒了，你要侧耳倾听，如果听见水声就只好在床上多憋会儿，没什么动静也要先拉开个门缝儿，看看厕所的门是否紧闭，如果门是微开的而且里面没灯，就可以确定厕所暂时闲置。可是大多数时间我的运气并不好，能从七点等到九点半，里面的人会一直背对着你洗衣服。我不好意思说我要上厕所，只能一遍一遍在厕所门口走遛儿，同时还要叹几口气。终于可以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挽起裤腿，因为里面早就水漫金山了。厕所里永远不会有手纸，你要像去公共厕所一样，进去一定要自己带纸，并锁好门。早上的噩梦结束了，晚上还要排个儿去厕所洗漱，赶上那个把几辈子衣服都拿来洗的家伙在里面，你还是要耐心地等，你要等不及，就干脆脏着睡觉。
还要说阳台。我的屋子连着单元里惟一的阳台，所以平时客流量比较大，而且大部分时间这房子几乎就是空着的，于是更成了一处房客们的休闲场所。阳台上经常凉着各种衣服，现在抬头就能看见一条碎花的女士秋裤和一个用晾衣架撑开的粉红内裤在阳台上晃悠，挺抒情的，只是不知道是谁挂在这儿的，已经有三天了。经常有人拎着湿漉漉的衣服推开我的门，看我一眼，似笑非笑地晃晃正滴水的衣服，然后很娴熟地开阳台门，所以各家有什么衣服，我心里都有数。
电话也要说说。因为成了公用电话，而且彼此也不知道正在同居的人各叫什么名字，所以，一般接到问“谁谁谁在吗？”我们都很统一地说“没这人！”所以如果提前预感到是自己的电话，一定要第一时间抢在手里。虽然我们协调一致地在三个屋里都装了网线，但别人在上网你想打电话的时候，有一招很灵，就是频繁地拿起电话再挂断。那边的网络一会儿就能给鼓捣断了，此时你要手疾眼快地抄起电话拨号，要不就不知道又要等多久。
最后一定要说房客。在北京搬了四次家，每次的同居对象都很有特点。去年和我们同住的有一个是从武汉来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个文学青年，那个女孩本来挺淳朴，后来不知道中了什么邪非要把目标定位在美女作家上。她开始抽烟，烟头扔得到处都是，她开始咖啡，半夜睡不着非让我陪她看恐怖片，咖啡不喝的时候开始喝酒，她说这些都是美女作家的外包装。把我实在折磨烦了我就对着墙说：“想当美女作家你还差一堆绯闻男友，再说了，哪有长了啤酒肚的美女作家？”大概是这句话伤了她的自尊，转天她就开始夜不归宿，吓得我也搬了家。
现在的房客就胆子更大，有一天晚上一点多我和几个同事从三里屯酒吧happy回来，轻轻打开大门蹑手蹑脚带她们进我的屋，一屁股刚要往床上坐，床上出了声音“你谁啊？”吓了我们一跳，知道不会是鬼，定睛一看床上躺着两个人，还盖着我的被子。“你是谁啊？”我也问。其实这个问题真多余，就算他说了名字我也不认识。我说“这是我的屋子！”我们就在黑暗里僵持，我的同事都看傻了，人家哪见识过这么同居的。那两个裸体小人儿让我们回避，因为他们要穿衣服。我们气急败坏，一直退到楼下，我第一次听见很多脏话从嘴里冒出来，好像自己被侮辱了。等我们再回房间的时候，里面恢复了原状。特堵心地躺下，早晨不到七点，又有人敲门，我的同事问“谁呀？”，外面说：“我的鞋落在屋里了，您开开门让我拿一下。”我们几个交换了一下眼神儿，没办法，穿齐衣服开门，然后看着龌龊的身影拎着鞋出去。
在北京买得起房子吗？买不起，那就只能同居。经常跟漂在北京的人谈起各自的同居经历，比我惨的多得是，所以，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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